城市走進梅雨季，在一個陰天午後，他回到了熟悉的天橋底。旺角舊水務署如今已被拆去，樓高七十五層的新型商業大廈將會取而代之。建築地盤的鐵絲網，透視着中庭的兩棵細葉榕。榕樹寂寥，展開樹臂，想在一片頹土曠野上擁抱餘光。
不遠處，橋下有條狹窄的小巷，畫滿七彩塗鴉，一直延伸，將火車站、天橋、馬路、地盤與公園相互連接。這條小巷在地圖上沒有名字，於塗鴉界卻聞名國際，稱為MongKok Alleyway。
高仲明回憶起來，一切歷歷在目。幾年前他到橋下找尋外國知名塗鴉藝術家，幾次撲空，一個在此露宿的老人於是向他攀談，兩人交換電話，老人說看到前來噴鴉的外國人便會通知他。高仲明的報道很成功，他與老人也結下不解之緣。他不時回來，帶着啤酒，與老人把酒談天。天冷了，高仲明去街市買餸，找來爐具，兩人席地打邊爐，成了冬日橋下的一道風景。
那時候，旺角總是人頭湧湧，老人與攝影師也就自橋底走至市中心的大馬路上去，高仲明替他拍了一張對着巡邏警偷偷做鬼臉的照片。
回憶像一場夢，但照片證實那個夢曾經存在過。
他永遠會記住那時的旺角巷道和那個叫做「雄叔」的老人。雄叔總喜歡叫高仲明做「小高」。
Eugene Smith：拍攝殘酷的守則
著名紀實攝影師Eugene Smith在一次對談中說過，攝影師在思考何時才值得自己冒着生命危險拍攝之際，必須同時思考攝影的原因、信念和目的。
多次採訪戰地的Eugene Smith曾揭發日本工廠非法排放汞以致居民感染水俁病，那次採攝，他遭受毒打，其視力最後因而受損。到了老年，他接受專訪時說，自己從不會為了拍攝一張血淋淋的照片而冒險，除非那張照片能讓人看到戰爭的殘酷。「攝影的信念和目的都可以是原因，但攝影本身不應該是一個原因。」Eugene Smith說。
為什麼要拍照？為什麼要把漫長的人生，大好的青春都花在攝影上？Eugene Smith說每個攝影者都應該有攝影的理由。尤其在”If it bleeds, it leads”新聞攝影上，行業中幾乎把所有焦點都貫注在衝突與暴力裏，一個新聞攝影師假若沒有堅定的個人攝影準則與信念，鏡頭很容易就會成為盤旋在貧窮與災難上的兀鷹。
雄叔與家人的距離 是世上最寬闊的馬路
這天雨後，雨水灌滿了水溝，直至日落黃昏，蚊蠅亂舞。高仲明說，雄叔以前總把小巷打理得井井有條，這個時候，雄叔會點起蚊香。如今，雄叔不在，換了新的露宿者。
高仲明很感念與雄叔相處的那一年多光景。「就算價值觀和常人不同，選擇的生活與社會標準不同，但他們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睡在街上，吃不飽，當中一定會有他們個人的原因—可能跟家庭或者難堪的過去有關，這些都可以令人無法再回到社羣之中，同時無法面對自己以後的人生。這些人仍然生存着，有他們個人的需求，社會不應該因為他們睡在街上，就不理他們死活，任由他們孤獨地死去，總要有人把他們的情況報道出來。」高仲明說。
高仲明第一次與雄叔見面，已經知道對方患上癌症。在雄叔最後的日子中，他看見整個生命愈發乾枯無力，但老人還是任性地要抽煙，喝可樂，喝酒，也不情願到醫院看病，他只想留在橋下快樂而安心地離去。
「我記得他走的那天，清晨到橋下找他，發現他張大了口，已經沒有了呼吸。」高仲明說：「後來為了幫雄叔辦身後事，我找到了與雄叔分居多年的妻子和兒子，才知道他們原來就住在天橋對面一幢洋樓。」
遇見雄叔的家人後，他才發現雄叔生前所說的故事中，有許多東西都不是真的，然而在這場相遇上，孰真孰假，已不重要。
攝記生涯的快鏡與慢鏡
雄叔走後，天橋空了，水務署開始清拆，風景再不一樣。高仲明鬱鬱寡歡，醫生說他患上情緒病，吃藥後，他自言記性變差，但學會了凡事退後一些看。「一個人無法整天栽到別人的苦難去」。他說。
回想將近二十年的攝記生涯，他卻記得畢業那年，為一份雜誌擔任政治狗仔隊時發生的事。
那時，大律師林競業從翁靜晶寓所墮斃，入行只有數月的他被指派到現場跟攝。「那次香港所有報館的娛樂版、港聞版都來了，幾十個記者守在翁靜晶家門下。以前的採訪車都是錢七，翁靜晶開着一架保時捷出來，當時雜誌的司機華哥出了名手車好辣，就算當時前面還有一架採訪車，華哥就這樣撞開了前面的車，直駛出去追那輛保時捷。很快華哥的車超前了對方，他一直喊：「Ming仔，Ming仔，你快啲伸個頭出去影啦」。我很快就開了車窗，伸了枝長鏡出去一直影，不久華哥又喊：「Ming仔唔掂啦，架車死㗎啦。」下一秒，我們的車真的就死了火。」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高仲明說。
回想起來他仍然覺得這個經歷刺激又古怪，他後來從政治狗仔轉了去拍法庭新聞，一樣追車，但這次追趕在囚車之後，後來又跟着文字記者，專拍人物專訪，大人物小人物俱見了，千迴百轉，十年時間慢慢摸索，他發現最適合自己的其實是棉中見針的專題攝影，但二十年前那段追車經歷卻令他知道新聞的本質有着許多面向，那些新聞影像對於社會一樣重要。
近十年，他拍攝貧窮與災難，用一部只有自動快門的萊卡相機，他比其他攝影師更細更慢地拍攝弱勢社羣的無力與苦痛、社會上的蒼涼與靜默的不幸。Susan Sontag說，攝影提供了機會讓人去旁觀「他人的苦痛」，使攝影師能「點出一個地獄」，使社會「承認並擴大了解共有的寰宇之內，人禍招來的幾許苦難」，然而，當媒體浮濫地使用這類圖片，以換取點擊時，人們重複讀取的結果反而是，受眾失掉了同理心。「人們不願意設身處地去設想他人之磨難，即使是一些自己容易認同的人……對不少身處現代文明的人們而言，亂砍亂殺的娛樂性往往多於其嚇唬力。」Susan Sontag說道。
悲憫的一瞬間
大時代下，除了衝擊的影像外，我們也需要溫柔的凝視。高仲明的照片沒有太多哭泣、血腥、驚慄的畫面，拍劏房作品《「毫」宅》的時候，他選擇從高空拍攝居民的居住環境，鏡頭狹隘的長條空間中放了牀、電視機、飯桌和各種生活用品—一個母親在牀上教小朋友寫字，一對小兄妹蹲在地上玩玩具，男人在掛滿衣服的牀上發呆。拍露宿者雄叔的生活照片，他聚焦於那條城市的夾縫，聚焦於雄叔那深沉色調下的鎖骨，聚焦於雄叔被送到醫院時失去焦點的眼神，聚焦於天橋下簡陋的祭品。從香港到坦桑尼亞，苦難的視角從來都是那樣蘊藉深藏。在阿魯沙茫茫草原上，他用三合一的拍攝手法，將照片左右延伸，拉闊大眾視框，延伸受眾對貧窮的想像，鏡頭下不再只是瘦骨嶙峋，飢腸轆轆的病童，也不再是以污髒黑水煮食的苦臉婦女，亦不是貧瘠乾裂的非洲地貌，而是蕉樹下玩樂的小孩，森林一隅難民收容所的日常，以及希望課室能有黑板的年輕學生。
高仲明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所有的弱勢議題其實都被人拍過、談過，然而他仍繼續拍攝有關的題目，是因為他相信人是善忘的動物，世上太多奪目的圖片，人們滑動手機，三兩下工夫可能已經忘記看過的東西。
「需要有人不停重複講出弱勢者的情況，用不同的角度去細說貧窮的問題，拍攝對象可能是橋下的露宿者，也可能是發展中國家的雛妓，或是貧瘠大地上的一條小村落—我的信念就是令大家都看到這些事。」不論災難如何頻繁，不幸如何輕細，貧窮如何平常，Susan Sontag說，攝影者仍然不能停下大哉問：「還有哪些照片，誰的暴行，哪些死者，不曾被傳媒披露？」
二十年過去，高仲明從沒有想過轉行。
「攝影本身的力量極為微薄，一張照片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力量有限，但只要你剛好落在對的時機，按下快門，拍到一張能震撼世界的照片，它的力量也就會大得令你無法想像。」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