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的示威者被判入獄，社會再深思法治與公義的原意。半世紀前，在英國與香港的法政界在「死刑」的議題上曾進行激辯。
香港戰後，共101名被處決死刑，最後一名是51年前的黃啟基。1966年，越南華僑犯人黃啟基因搶劫罪及謀殺罪而被判死刑，同年執行繯首死刑，成為香港最後一名死囚。1993年立法局三讀通過廢除死刑。
「我們最初想講香港的暴力這個議題，不斷去想，什麼是暴力。暴力推到最大，就是一種刑罰的暴力，就是死刑。」《一賠一：香港（暫時）最後一名死囚》 編劇許晉邦說。劇團「演員的自我搔癢」接近黃啟基案的相關人仕，重新整理當年的資料，他們將案件搬上舞台。
法治、權力、暴力、人權與道德互相糾纏，今日年輕劇團從本港最後一個被判決死刑者黃啟基，找出法治的原意。
一個為舞女愛人劫殺的男人
1966年7月3日，34歲的黃啟基在深夜潛入其任職售貨員、位於九龍青山道的中建國貨公司爆竊，期間被當值的保安員陳建生發現，二人糾纏時，黃啟基將陳建生殺害，其後被捕。
導演鍾肇熙形容，黃啟基犯案的理由，源於一個簡單的想法。「當初我們在想，黃殺人一定是個很厲害的理由，才不惜一切去打劫，然而我們發現，他只是想要錢來結婚。」
當年，本是越南華僑的黃啟基偷渡來港，投靠在港的親人。後來他結識了一名舞女，黃啟基向親人透露想娶她過門，卻遭反對，於是他在工作中的國貨公司打劫，希望與該舞女擺酒結婚。
鍾肇熙說現在結婚、擺酒、買樓好像是一個套餐，這是一種困境，「我們都以為自己有自由，但社會卻無形中限制了我們」。50年前黃啟發的社會規範，一個越南難民，千里迢迢到彼岸求存，遇上所愛，求財心切犯險……除了固有的社會價值，規範他的還有未廢除死刑的法律。
什麼是「公義」
當年死刑的爭議，引起有份主演劇作的陳衍彤疑問︰公義是為了什麼？
「我記得看過一本書，講到哈佛大學的法律學生上的第一堂課，也要回答什麼是公義？學生普遍的答案是伸張正義，教授卻說其實是保障人的利益。公義脫離不了利益，誠然，公義這個字只是一個媒介和工具。現在的人很喜歡說自己是公義的，以為做什麼也可以，然而不是要看他們的公義是什麼，而是他們要公義的意圖。」
英國藉御用大律師貝納祺是黃啟基的代表律師，他沒有為黃啟基洗脫罪名，卻為他爭取「應有」的懲罰。判刑後，貝納祺指出，香港應跟隨已於1965年廢除死刑的英國，刑罰不應超越宗主國。他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庭及英國樞密院，但仍無法推翻死刑原判。
導演鍾肇熙對法治有所體會：「最近社會經常討論法律是否代表公義，這當然不是。不是看法律產生的結果，而是法律本身成立的目的，它不是為了彰顯公義，而只是社會需要某種秩序。這不過是一種強加於人民的社會契約，法治與公義沒有絕對的關係。」
歷史流水映照本土「公義」
1966年11月16日，黃啟基在赤柱監獄接受繯首死刑。行刑時，黃啟基站在可開合的活板之上，先將懸掛架上、有活結的繩圈套在他的頸上，再在雙腳分別綁上沙包。指令發出後，職員打開活板，綁在雙腳的沙包帶同黃啟基的身體向下墜，活結愈收愈緊，直至他氣絕身亡為止。
黃啟基案後，雖然法律仍保留着死刑的處罰，當時所有死囚自動由英女皇赦免，改為終身監禁，故此香港一直暫停執行死刑。直至九十年代初，立法局再次就死刑展開討論，時任議員李柱銘提出廢除死刑的修訂。1993年4月21日，立法局以三讀通過修訂，以無期徒刑作為最高刑罰，正式廢除死刑。
「或者像黃啓基的案件般，臨時立法會的人是否真的為了公義而要推翻死刑？很多資料也說，當年推翻死刑時是因為快要回歸，好怕不知發生什麼事，不如先推翻吧，你會心想︰原來你們這班人不是有很真義的立場」，鍾肇熙說劇團創作的原意，從本土的真實歷史中思考。
暴力瀰漫每一角落
今日的香港，暴力不再只是物理攻擊，縱然死刑早已廢除，但暴力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更多的人被剝削、被侵犯，褫奪他們自身的權利，然而我們卻不察覺，這條套著言行的繩愈拉愈緊。
「我平時喜歡烹飪，亦喜歡在社交平台分享。」監製黃珏基憶述3月特首的選舉結果出爐那天，他煮東西吃，當他正想在網上分享食物照片前時，我突然想︰「這個動盪的時刻，我在社交平台分享食物的照片，會不會被抨擊為冷漠？」
暴力彷彿在不知不覺間，滲透在社會的每個角落。黃珏基苦笑道︰「我意識到自己正在自我審查，於是我又再想︰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選新特首就不可以煮飯嗎？這個自我審查是如何來的？何時植入了我的思想中？」黃珏基認為，人們習慣顧慮主流意見，希望能滿足別人的期望，無形中影響著各人的自由意志，這種暴力，比死刑來得更加恐怖。「我們是暴力受害者的同時，我們也無意識地成為了暴力的施予者，而這種暴力衍生發展下去，最後可能是我們自己弄死自己。」
黃啟基：貝納祺可以代表誰？
黃啟基之後，近30年後才廢除死刑，編劇許晉邦認為，縱然當時貝納祺爭取廢除死刑未果，他的堅持卻是後來成功的基礎。「我會稱之為釀酒的人，釀酒需要時間發酵、沉殿，令酒變得更純，他們未必能見證什麼，但多年後喝酒的人嚐到成果時，會感受和歌頌他們的努力，問題是，我們願不願意去做釀酒的人？」
「我們現在都很無力，不知怎樣走下去，很多人已經心灰意冷，不知道可以做什麼。而我們這些劇場的人，只能用我們演戲或創作的技能，嘗試感染身邊的人，一傳十，十傳百。到了某時候，大家都覺得要做點什麼，或許就能改變這個社會。」許晉邦說。
在戲台階上，當貝納祺說要幫黃啟基的時候，黃啟基不忿說︰「這是我的代表律師，你是一個英國人，我是一個越南人，這裡是香港，他可以代表我的什麼？」
劇團對當中死刑戲內戲外議論紛紛，在挺公義，撐法治的大氣候，劇團希望藉話劇深思法治與公義的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