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叫『聖芳濟』都是幫窮人的，一直的宗旨都是如此。」帶着上海口音的聖芳濟敬老院院長許立文如是說。
許院長於1979年來香港之前，一直在上海做護士，當年她隨丈夫移居香港，那年代只有私家醫院願意聘用內地護士，她便在法國醫院做了三年手術室助護。第二份工作是在扶康會照顧弱智兒童，「那時神父知道我好熟悉護理，跟我說，香港好多老人家都需要醫護人員的照顧。他帶我去看葵涌油麻磡十幾間老人宿舍，說照顧老人很困難，建議我開一間私人老人院舍。我聽了他說，就做囉。」
時為1986年，許院長的第一間老人院位於屯門小欖十七咪的文華別墅，開業三個月已體會到地產霸權的滋味：「那幢別墅一直沒人留意，賣不出也沒人住，但一做老人院，那邊就旺起來。做地產的人看中，要買那幢樓，便被人趕走。」第二間老人院本選址於屯門虎坑路的複式村屋，但因村屋不符合政府消防條例規定安老院要有兩條樓梯，最終又要搬遷。1999年，她遷入石仔嶺，「聖芳濟敬老院」便一直經營至今，散落於15座、17座、19座，以及將於明年4月面臨清拆的21座。
「老人家交給你的是生命」
其實，在石仔嶺二十年的許院長，今年已經七十一歲，自己也成了長者。她九十多歲的母親，數年前中風後行動不便，為了方便照顧，但自己又要長時間留在院舍工作，於是每日白天她都會把媽媽帶到聖芳濟，房間靠近她的辦公室。去年山竹襲港，她怕颱風過後交通中斷，決定通宵留守院舍。「責任大呀！你叫我怎能回家睡覺？
「老人家交給你的是生命，自己都會好繃緊。」年輕時，她晚上不會回家，寧願睡在老人院，只因擔心院友有突發事情要處理；現在同事時常都勸她晚上返家休息，不要掛慮院舍，只是到了晚上一旦收到電話，不管事情大小，她還是會徹夜難眠。「年紀大了，睡眠質素差一點。」她哈哈地笑了，說為了減壓，近年開始學彈琴，又到公園學跳「大媽舞」。
處理和跟進石仔嶺的搬遷，會是她給自己訂下的最後一個任務。搬遷完成後，她期望可以交棒給護士女兒接手，繼續在新大樓經營院舍。
不情願地搬走 是重大創傷
「我們要求不高，只要求一起拆，不要騷擾到老人。」石仔嶺的長者與家屬，對於將有三座安老院舍需要先清拆已從新聞中略有所聞，心底裏的憂慮放在心中還好，一旦化為行動，問題更大。許立文說，曾有家屬聽聞搬遷一事後，因太擔心將來沒宿位，匆匆找了別座院舍把長者搬走，「過去沒多久，老人家便過身。他根本鍾意這邊，跟姑娘說不想搬。後來搬到那邊，唔開心囉，屈吓屈吓，便走了。」她形容這就如把大樹的根，胡亂轉插別處，「十幾年都住在這邊，突然搬到別處，有的可以生根，不好的便走了。」「走」是因為什麼？說不清的，但身邊熟悉長者的人都能意會：「老人家說不出那種苦惱，有些會發脾氣，拔尿喉、尿片、搗亂，以為你不要我，我便可以返家！
「你說東北發展，我們沒辦法說不支持。但我支持的是一次過拆，不要拿老人家來搞。你想想，由21座後面開始拆，塵埃你說會擋住，但噪音呢？嘩，真的會很辛苦。
「政府一點都不了解老人家！」
「我不會放棄他們」
為了爭取石仔嶺的搬遷安排，許立文這八年來一直有份跟官員見面，當年梁栢有在立法會跪求時任勞福局局長張建宗的經典一幕，她也正陪伴在梁伯身旁。「他突然站起來，我心想，咦你做咩？以為他要去廁所──其實是他心忖自己說話不叻，就用這個形式去表達他的心情。」當年記者問梁伯一生人跪過多少次，梁伯說只有兩次，那次只因為有人「拆我哋屋企，咪求佢哋。」
老人院就是長者的家。許院長之於梁伯，亦有如父母一樣的存在，自己的健康、家事、錢財都全然託付院長照顧。她問過梁伯清拆後有何去處？當年還很精靈的梁伯跟她說：「我跟埋你囉，你去邊度我去邊度囉！」
一切許院長都記在心頭：「我覺得我唔可以放棄他們──我不會放棄他們。我要幫他們爭取最好的結果，最好的地方。」可惜的是，現在的主流價值觀，「最好的」彷彿從來不屬於老人。例如不時有人說，政府土地不夠，現在石仔嶺的土地使用模式是奢侈。「老人家就一定要住在公屋樓下的平台嗎？不可以住好嗎？為何要逼他們上樓，不讓他們自由呢？」說到氣憤處，溫柔的許院長連嗓音也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