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手語向聾人落單點菜、購買殘障人士烘焙的麵包、光顧釋囚和邊青主理的髮廊‥‥‥
這年頭，社企成為我城發展其中的經濟模式，標誌着社會不再一樣。
在香港典型的賺到盡文化、傳統施與受的慈善服務之間，多了更多的可能和想像。舉例，若問幫助邊青是用慈善機構還是社企好，他可以斬釘截鐵地答：後者。
「慈善機構用輔導方式鼓勵邊青；社企則真正聘用他們去工作。工作是性格的塑造，邊青的自我形象較低，一門技能令他們建立自信，抬起頭做人。」紀治興說。
紀治興被業界譽為「社企之父」， 他於二○ ○ 六年以四十九歲之齡辭掉中國惠普
（HP）副總裁的高薪厚職，提早退休。在人生下半場，他將自己的營商經驗和學術
知識，傾囊相授，專門「醫治」各大小社企的「奇難雜症」，協助它們度過難關，轉虧為盈。
Kee（ 紀治興）的社企管治方略，以科學化著稱，「我的第一個博士學位，主修教育，由二○○八年讀到二○一六年，研究如何把社工轉化為社會創業家，因做論文要看很多文章，所以知道一些研究數據。」
人生走過五十，生命的重心轉至社企，源於簡單的加減數。關於社企，他有很多話要說，例如，他分析社會都關注社企「賺唔賺到錢」，源於極右資本主義洗腦下的價值觀，亦忽略當中能為社會帶來的「乘數效益」(Multiple Effect)。「以一間社企髮廊為例，學徒提早兩年投入職場，假設每年薪金12.5 萬，則社會上多了價值二十五萬的工業產值。當中，亦節省了社會成本，包括防止或解決問題所需要直接支付的公帑、及問題家庭所衍生出來的社會福利支出。」
反之，純粹捐獻給慈善機構，卻是一個「減數效益」（Deduction Effect）。他曾對本地的慈善機構進行調查，發現他們的捐獻收入中，行政費平均佔百分之十，亦有其他開支，「慈善團體聘請一個總幹事，一年也要花三、四十萬，租辦公室也要錢，一年起碼要四、五十萬，如果有一百萬捐款就會無咗一啲錢。」
他認為，對受惠人士來說，社企的幫助更加直接，「錢不是有人捐給弱勢社羣的，是他們自己賺錢回來，能夠助人自助，感覺完全不一樣。政府亦從來唔識計數，我們就幫手計出來，效益的量化就是一蚊變四蚊。」
日做十七小時 日飲八杯咖啡
積極推動社企之前，Kee 在中國惠普（HP）任職廿六年，由工程師做到管理層，手下員工多達一千二百人，他形容自己憑拚搏耕耘獲得出頭天。
他小時家窮，住木屋，「六七暴動那年，我讀小學，屋企附近沒有炸彈，不懂得驚，只記得林彬死時從收音機聽到報道。」他說，小學時最愛下象棋，訓練腦筋和思考，平日負責煮飯做家務，暑假自動找暑期工幫補家計。鄰居當中，當時能入讀中學的人很少，他的成績顯得出類拔萃，「升中學的學費，我記得只是五元。 」那時他的英文較弱，靠死命查字典，將勤補拙，中五直接升讀理工大學的工程系高級文
憑，一九七八年入讀港大，一九八○年畢業。
八十年代之前，不是人人都有電腦，很多秘書仍是用手動打字機，他沒料在畢業之時，電腦開始普及，當時應徵的惠普公司，規模就相當於現在Yahoo或Google，面試經過五次遴選，獲聘者儼然成為是社會上的天之驕子。他說，這家美國公司無階級之分，且有很多培訓，「但做人最怕人比人，以前最受尊重的是市場部，因為賺錢。大家也是大學生，他做sales，人工高花紅好，我們就沒有什麼地位，無分白天晝夜或假日，四出維修電腦。
「我入職的公司是很好，但部門不是最好，往後要靠自己work out career。」他說，第一次在公司做評核，評語是勤力，經常加班。他自言，因為父親以前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全年只放三天假期，所以他早有這個信仰：男人不在家，男人全日都應該工作。他計過，他曾經每天平均工作十七小時， 每天飲大概八杯咖啡。
每年加四成人工 幾年就可買樓的年代那時，香港經濟起飛，不少人投資股票，「很快已發達」，他不以為然，自問薪酬已經不錯，金錢夠用，所以沒有打算投資。「八十年代初，一年加兩次人工，每次加十幾個百分比，每年加三四十個百分比，我記得我入職時是二千七百元，三個月後便是三千，再過六個月便是三千七百，再過六個月就是四千二百。工作未夠十年已可買樓，一九八八年，置富花園八百呎單位，賣四十五萬元。」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不少香港人憂慮前途問題。那時，他有一些朋友位至大公司經理，卻選擇移民到美國或澳洲「洗大餅」（做餐館或洗碗），後來再回流香港，但已失去了許多機會。Kee 當時沒有移民，「動盪會重新洗牌，有人會得益，有人會失去機會。」
他說，當時很多跨國公司為了留住人才，盡力協助關鍵員工取得外地簽證，並安排一份同等職位的工作給他們，當時Kee 也收到亞太總部給予的一封通知信，但他沒要美國取綠卡。「外國環境是好，語言卻是問題，我平日說很多英文，但都只是商業和電腦的用詞，講不到什麼叫白菜、什麼叫西洋菜，移民要花長時間適應，我和太太都不想。」
反而在一九九六年，他接受派往內地開荒的任務，負責全中國分區的業務，「那時公司問我可有想過移民，我跟主流的想法是不同的，我說我反而想去北京。」他說，那時內地的稅收是收入的45%，很嚇人。他後來知道為何要請香港人上去，因為大陸人不懂得管理，不懂得處理風險，「他們有三無的口號，就是別人問可行否？便說『無關係』；出錯時，『無所謂』；到最後，『無辦法』。」在內地十年，他帶隊建立三十八個辦事處，從深圳到西藏，在業內無人不曉。
成功背後的代價卻是失去陪伴家人的時光。「最後悔的是，我在大陸的十年，女兒剛出世，我跟她相處時間很少，也讓太太承受巨大壓力，例如女兒病了不知道應否去看急症。第二方面，我沒辦法再回到她小時候去影響她的思維。所以，雖然我講到自己很風光，內地工作人工更高，因而可以提早退休，但是代價慘重。」
改變生命比改變數字更重要一九九八年開始，香港迎來一場金融風暴，不少人跌得焦頭爛額。當時Kee 的教會在一九八七年開設聘用釋囚和邊青的豐盛車房，也開始虧蝕。Kee 決定每年都大手筆給車房捐錢，直至有次打開帳簿一看，帳目依然不堪，不禁大吃一驚，於是想辦法救亡。「與其捐錢都蝕，我不如捐時間和腦力。」
那個年頭，只有一成的釋囚在出獄後能找到工作，其他都被迫走回頭路，重操不良勾當。根據社協由二○○三至二○一二年進行過的三次更生人士就業調查，釋囚的成功就業率少於五成。「十個犯案者，九個決心痛改前非，無奈社會不接納和欠缺支援，摧毀了不少年輕生命。」Kee 說。
「但救亡不一定成功，因為搞大型的企業，跟小生意不盡相同，例如我問他們有沒有position menu，又問他們客源有沒有用database，全部沒有，要重新幫他們處理。」Kee 參考城大犯罪學家黃成榮的研究指出的「青少年可以在六個月改過自新」，既定了兩個時間指標：六個月，學習守時和正面的價值觀念；十八個月，學得一門專業技能，擁有人生目標，自力更生。
到二○○六年更成立顧問委員會和改組為「基督教豐盛社企有限公司」，鼓勵董事不止投資，更可以落手落腳幫忙。「豐盛」的社企車房和髮廊，漸漸成為這些青少年背後的強大後盾，「我以前是數字動物，對車房的感覺，簽支票，不過是一個個銀碼，後來活生生看到一個人的改變，明白生命價值比數字更重要。」
Kee 說，這是他開始投入社會企業的起點和原因。
人生下半場 職場以外有其他身份
金融海嘯後的第八年，Kee 幫助車房扭虧為盈，髮廊後來亦做到自負盈虧。「以前我認為，物競天擇，你努力，就有出頭天。搞社企後，聽過不同弱勢社羣的生命故事。例如天水圍婦女如何透過經營小生意，建立自信，掙脫家暴命運；又例如七十五歲婆婆賣手車有拉鏈的袋，更畫紙樣畫到通宵睡不着，為的只是想告訴大家，長者也能貢獻社會。他喜歡教會常說的「see the human face」，「你確確實實走去
看他們，才會明白，有些人受制於出生的家庭環境，他們欠的是機會。」
Kee 在四十九歲選擇提早退休，無意中拓闊從前「精英公司中的精英高層」的視野，扭轉了前半生的既定價值觀，對他來說，「衝擊是很大的」。
他記得，有一年公司派他到哈佛大學深造，他讀到一本名為《人生下半場》的書，深受啟發，於是決定提早退休，本來想在四十三歲，但最後多花了六年時間部署。書中說，人生上半場是為家庭而工作，下半場是為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工作。「雖然我作這個決定很理性，卻不代表那一刻你的情緒接受得到。退休後的兩個月，我發現自己失去了身份，好像連話語權也沒有了。如何能平復呢？只能通過時間去淡化，或者你自己去建立另一個身份出來，不然人生就只重提三十年前的威水史，許多老人家也是這樣。」
Kee 成立的「豐盛社企學會」，為機構引進一批商業專才，包括會計界、金融界、資訊科技和人事管理等，大家一起做研究，也到其他社企擔任顧問(executive coaching)。「這也可以作為一個實驗室，進行項目研究，推動社企文化。」Kee 說，不少社會上的專業人士，因認同豐盛的社企概念，都紛紛成為知識型義工。
「希望他們將來可以將機構傳承下去。」
社企發展，自二○○一年政府實施相關政策和撥款開始，頭十年經歷學習摸索和加強效益的兩個階段，過去五年，社企概念走向普及化，包括成為中學通識課程的內容。
「香港社會企業的成功率，若你計算仍然營運的那一些，平均有63%。根據社聯公布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數字，香港共有六百四十七間社會企業，不過也有很多社企，其實沒有到社聯申請登記。
「我覺得，社企或社會創業家這個身份，可以令到人成長。未來，政府應該將他們放進資歷架構入面，有不同的評級，好讓更加多人加入創辦社企。
「這對改善社會氣氛有幫助，因為社會創業家的理想是關懷一些社會議題之餘，自行尋找解決方法。這就是在歐洲所說的active citizenship，即是積極的社會公民，這一定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