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神父應該是怎樣的？脫下神父袍，他淡然地說：「神父不是一個職業，只是一個身份。」
他正式的名字應是Father Franco Mella，中文名字是甘浩望，不過，大家最耳熟能詳的稱呼其實是「甘仔」。二十六歲從意大利來港，留港四十三年，他成為香港社運歷史的一個標誌性人物。許鞍華電影《千言萬語》，黃秋生飾演甘仔，令人印象深刻，不過，真實的甘仔，千言萬語，仍然講不盡他的故事。他幫助油麻地避風塘艇戶上岸，主權移交後為無證兒童爭取居留權，又曾多次絕食，要求北京政府釋放八十年代為營救大陸內民運人士而被判囚十年的香港社運人士劉山青。雨傘運動，《千言萬語》在旺角示威區放映，年輕記者終於發現香港走過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份雜誌稱他是「被時代遺忘的阿伯」。
風雨四十年，時代沒有忘記他，他早把自己忘記了。見證人間橫逆，抗爭路上，他不能忘記的，總是別人的苦難。
身份之一：露宿者
深水埗通州街，天橋下的陰影裏，圍坐着一羣露宿者，其中一個遠遠看見神父，發出「救命聲」：「神父，有無神仙藥救得返我？」
「你又啤酒，又煙仔啊？」神父眉目一皺。「食煙仔好，我好想快些到下面。」露宿者說。「係上面！」甘神父一副「大吉利市」的樣子。露宿者又說：「我咁等死㗎啦，幫我求天主救我！」甘神父說：「你有耶穌嘛，為自己祈禱啦！」那人說：「又要求耶穌？」甘神父說：「你要靠你自己，耶穌也是無家可歸者，與你同在呀！」那人搖搖頭，嘆了一句：「無家可歸，要落地獄呀！」
甘仔告別，那人像孩子般扯開嗓子嚎啕大哭：「啊！神父，我好慘啊！」
餘音嫋嫋。加拿大藝術家的雕像《無家可歸的耶穌》，象徵耶穌與每人同在，向邊緣人伸出手。甘仔也伸出他的手。
1974年由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修院派來港，秉承修院接觸貧苦大眾的風格，有清水灣宿舍他不住，堅持住在鑽石山木屋區，十二年來在十四間五金、製衣等各式工廠打過工。在油麻地避風塘與艇戶住了十年．他幫人上樓，自己與露宿者一起瞓天橋底，足足一年。他一個人，好像活了好幾輩子。他們一伙把果欄撿到的木板拆去變賣，每天賺九十元。
那一年，八九民運，本來和露宿者喝着汽水，看見有店舖播電視新聞，大家義憤填膺，一起走去遊行……
當時有一個露宿者，名叫霍謠，在街頭露宿了三十年，是甘神父的朋友。甘神父幫他爭取了公屋，只差幾天就可以上樓，不料，天意弄人，霍謠見天冷，把自己街上的牀位讓給另一名露宿者，自己卻冷死了。甘仔為了霍謠，寫了第一首廣東歌，歌名就叫《霍謠》。「沒有錢／無人愛／一切無／像隻狗／周圍走／但你心仍然跳動／霍謠你真好人……」
時至今日，甘神父念念不忘霍謠這個好人。「找好人，你去天橋底找吧。」他說。
1984年他在紅館第一次有機會演唱這首歌，演唱會後，他坐地鐵，無意中聽到有一個女生談起這首歌：「這首歌太傷心，沒有人明白他唱什麼。」
甘神父知道，他唱得沒自己想像般好，但是他沒有氣餒，抗爭之歌，他一直唱下去，也一直寫下去。到最後，可能連甘仔也沒有辦法明白，三十年前香港有露宿者，三十年後，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翻了幾番，為什麼仍然有露宿者。
甘仔每兩星期探望無家者朋友，以往未有人關心，很冷清，如今他形容通州街為「博物館」。「他們被寵壞了，有天主教學生組織來幫忙，關心他們，成日派衣服、食物，他們習慣了。這是第一個階段。」甘神父說：「不過，第二個階段，就要覺得自己要有尊嚴，要起來爭取自己命運。」他定期到通州街天橋底開大會，幫助露宿者向房屋署爭取上樓，遞交申請名單，奈何絕大部分露宿者其實並不主動，只有一位願意出席房屋署會議。「社署趕走他們，和房屋署一樣，互相推卸責任，說無權給屋，最多申請恩恤，條件多多……」
一邊為露宿者爭取權利，一邊為不惜千里來港尋求庇護的難民發聲。位於九龍灣聖若瑟堂的「居留權大學」（一個為爭取居港權者而設的教育服務項目），一羣尋求庇護者名義上在上法文課，可是他們好像更期望上完課後的每月申訴大會。課後，甘神父要面對千千萬萬、形形色色的問題：金錢問題、羈留所待遇問題、難民小朋友教育問題……場面有時頗為混亂，有人爭吵，有人拂袖而去，他老老實實，坐在中間，努力調解。他和無家可歸的人在街頭一起住過，他能明白無家可歸的人。無家可歸的人，最需要的不是家，而是自己站起來，爭取生活的權利。
比起帶領人們抗爭的領袖，他更像一個老師。甘仔跟記者說不要用「幫」字，不喜歡由上而下的輕蔑感。他活在貧窮人中間，同聲同氣，人人平等。除了神父，他另外一個身份是窮人和露宿者。
身份之二：共產主義者
不論是六十年代的艇戶、內地出生兒童爭取居留權事件、新界東北、菜園村、佔領中環、13+3+7政治犯，或者是中國廢除死刑，只要有抗爭，就會看見他無所不在的身影。每次抗爭，好像都有一首歌，把別人的故事記下。他創作的《左右》，帶有約翰．連儂《Imagine》的味道：「我哋要一個無邊界嘅國家，冇監獄嘅國家，冇死人嘅國家，冇敵人嘅國家，冇核能嘅國家。」他什麼人都幫，唱的是國際主義：「我們的愛和關懷不應該分國籍、種族、性別、地域、宗教，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基本人權。」
他家貼着新年揮春，「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毛澤東的畫像前掛了一圈十字架──大抵連毛澤東也沒有想過自己跟十字架可以連在一起。「共產黨也是來自《聖經》的。」甘浩望神父理直氣壯。
甘神父認為：「天國發展，所有人有份，包括回教、佛教、共產主義者、無產主義者，只要憑良心，愛其他人，也就屬於天國。排除萬難建立新天新地，我們要令世界所有人成為兄弟姊妹。現在中國強調國家主義，反對國際主義，其實那不是共產理想，共產黨唔需要強調國家，因為全部都是同志。」
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意大利和法國，出現大規模學生示威運動，「當時最先進的青年叫毛派」。火紅的六七十年代，他天天追看報紙，林彪墮機，鄧小平被革職，江青在內的四人幫被捕……
年輕的甘仔，當時在意大利修院唸書，看見較貧窮的南方居民湧到較富裕的意大利北方，飽受歧視，長期失業，於是毅然脫下神父袍，為那些流離失所的南方人爭取房屋和工作。即使被法西斯青年用鐵棍攻擊，被趕出工作的堂區，他在所不惜。媽媽鬧他：「你們毛派成日都係咁，搞咩革命吖？」甘仔心裏相信，應該做的，還是要堅持下去。不久，這個毛派來到香港，又過了好久好久，久到大陸都實行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終於到了他曾經朝思夕想的中國共產主義地區。
二千年後，他到江門、徐州、台山長時間宣教，直到忽然被禁足踏入中國。文革五十年後，他口袋裏仍放着一本《毛語錄》，仍然自稱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永遠站在無權者的一方。
「我是左派，共產主義者嘛，即是民主左派，現在的共產黨人是小部分人共濟自己的權和利益；今天在中國說要放棄自己、為人民服務，會被其他人嘲笑。」
中國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只有他不識時務。他記得法輪功召集人簡鴻章，採訪艇戶事件時是《文匯報》記者，他看着二十出頭的梁耀忠如何投身社運和政治……
看着世界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評論帶有一種俯瞰的視點。「為何當年搞六七暴動的香港人，現在全部成為政府高級人員？當時反對派反對殖民地，我想問曾鈺成，你弟弟（曾德成）也是因為暴動，坐殖民地監兩年，你覺得香港目前這個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嗎？是真的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嗎？你的初衷呢？」
身份之三：寬恕者
「記得初衷好緊要，即是革命是連續不斷的，不是一次行動。」
他完全不在意私怨。蠔涌製炸彈案一案，其中一個疑犯父親是意大利人，「他們說三個人坐監需要人擔保，我就有份啦，政治思想是本土派，無所謂啦。」甘仔其實被本土派打過。有一次本土派在黃大仙港鐵站拉橫額，抗議雙非學童來港唸書，甘仔去反抗議，豈料被打。「初頭話大家都係黃絲帶，跟住佢哋話，呢個假神父啦，是左膠啦。」他聳了聳肩說。
人人講政治犯，只提「13+3」，他堅持是「13+3+7」，拒絕遺忘2016年年初二凌晨旺角騷亂涉案判囚的七人。雨傘運動時，他多次獻唱，結果被罵。「鬧我為什麼唱左膠歌，唔俾我唱。」傘運至今三年，他堅持每星期開一場彌撒，至今一百七十場，每一場都有唱歌。「我是國際主義者，但不同意共產黨做法。」他說。
一直以來，最讓他心寒的不是政治立場，而是人心。「耶穌說，要寬恕人七十個七次。」他可以很容易寬恕別人，但很難明白弱者對弱者的無視。
深宵，在深水埗的街上走着，問了幾次，他才願意詳答關於施君龍的問題。2000年，包括施君龍在內的二十多名爭取居港權人士，進入入境事務大樓，抗議期間，有人燃點天拿水，造成火警，最終釀成一名示威者和一名入境處職員死亡；施君龍被控謀殺，後來改判誤殺罪成，入獄五年後被遣返大陸。不久，施君龍獲發單程證來港，在一個據報跟建制派關係密切、幫助內地居民申請單程證來港的組織擔任董事。縱火案發生後，一直為他們爭取居港權的甘神父趕回香港，「當時有人叫他們激進一點，我覺得他們受到擺佈」。
施君龍出獄後，被傳媒揭發他加入的組織幫助建制派拉票。甘神父說：「我們爭取是原則上，但他們說幫助中聯辦、民建聯投票，就有居留權。」
居港權的大原則，在別人手上，慢慢變了模樣。這不是最灰心的，最灰心是弱勢人士得到公義後，歧視其他弱勢人士。他先後為水上新娘（艇戶在內地娶的女子，留在船上，當年不能取得香港的居留資格）和爭取居港權人士發聲，多次絕食，一直笑罵由人。可是，他永遠記得，有次電視台訪問水上新娘，問她覺得爭取居港權的人，是否跟她們一樣，有權來港與家人團聚。水上新娘說：「點同呀，我嗰陣時有權嘛，我是香港人結婚太太，那些是大陸人！」他聽了，內心滿不是味兒。
他希望透過爭取權益，改變人心。這也是甘仔創立「居留權大學」的原因。「每接觸一個人，我就想學他的語言和文化，打開心胸，內心愈來愈年輕。我覺得自己二十至二十五歲，固有觀念是因為文化而改變。所以，我咪教文化囉，即係文化大革命。」
神父，你想香港人怎樣記錄你的故事？「耶穌說，左手做的事，右手不需要知道。」他說：「我的故事，唔使記得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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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廟街神父：無懼毒梟威脅，只為改寫某個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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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