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二〇二〇年，你會如何形容這一年？
A：當二〇一九年像還未過去，二〇二一年就突然來臨了，亦覺得，二〇二〇年，是遺憾俯首即是的一年。
Q：二〇二一年，你希望怎樣過？
A：家人、朋友齊齊整整在一起。
程展緯是藝術家，也是勞工運動倡議者，不過，在大埔區內的清潔工友眼中，他的身份很「獨特」——其實，他什麼也不是。
人人都會叫他做「阿緯」、「大佬」或「程生」，卻無人探究他是否區議員、管理人，還是社工，「如果他們知道我是藝術家，更加會一頭霧水。」有時，他會坐在垃圾站內大半天，只為了統計垃圾量、來自哪大廈和處理方法；他又會在街市旁邊的發泡膠箱堆中，張貼告示，拜託街坊支持和體諒前回收者的工作⋯⋯「有次工友在某處見到一張告示，就聯想到我，『梗係你貼啦！』」
你或會奇怪，為何一個沒有身份的人，竟能暢通無阻地在大埔區內垃圾站內來回穿梭，亦無人質疑他是何方神聖、來者有何目的；是不是外判公司派員前來，要監視他們有沒有偷懶失職⋯⋯這班前線清潔工友，看見「阿緯」走過來，自然地跟他有傾有講，告訴他工作上有什麼辛苦的地方、有沒有麻煩或困難。
「我們不一定要以身份去界定一個人。」程展緯說，有一個果欄司機，經常在半夜睡不着便跑到家樓下幫阿伯執紙皮、疊膠箱，他不是兼職，亦不是義工，卻順理成章地成為阿伯的私人助手，然後多一個人多雙手，一下子，二人便夾手夾腳完成了回收工作。
「社區內的市井基層，不是用制度預設的程序去解決問題，而是靠人；人與人之間，就是靠真實面孔建立默契。」
走進社區 實驗勞工運動的可能性
程展緯相信，一個人，或許更能獨立和彈性地去為社區做一點事情。上一年，他眾籌了兩年的半職薪酬和研究資金，嘗試以個體身份，繼續實驗勞工運動的可能性。他首先到垃圾站進行研究，認識了大埔內每一個垃圾站清潔工友。
這些平日只是身穿藍色工衣、面目模糊的人物，一年間，在他的眼中變成一個個有面孔的人，「大埔社區不算很大，作為一個個體，剛好可以認識站內每一個人。」有一次，他從工友口中得知翠屏街市的發泡膠箱回收情況。
於是，他親身到街市體驗當清潔工，又在菜檔幫忙，發現這個街市每日扔近千個膠箱，膠箱在大自然一萬年都不會分解，他看到回收者的貢獻相當大。有時候，清潔工為免有人投訴，會暫時把箱放在另一處「安全地方」，過後才放回原位。有貨車司機會義務幫他把紙皮鎅好，把箱整理好，從這種人和人之間的默契，能看到一個社區的溫度。」
可是，這個民間自發處理廢物的系統，被視為要趕盡殺絕的阻街活動。於是他又跑到區議會內，提倡劃一個固定位置予回收者擺放膠箱紙皮，並容許商戶在店外放置垃圾桶；至於貨物阻街的問題，他認為各區區議會應連結起來，尋找新方法對付連鎖菜檔。
早在十三年前，程展緯已靠個人力量推動勞工運動。當時他發起了「請給保安員椅子運動」，當時他透過香港藝術館的公眾意見簿，鼓勵市民參與爭取行動，最後成功要求館方為長期站立的保安員提供椅子，讓保安員不用站上一整天。
為了解更多，他也是身體力行，親身去做保安員。「外人看保安工作，只知道慘。當我親身去做，想法更深刻。保安員的一張椅子，更像一件雕塑，除了實際功能，還代表爭取了一點自主空間，保安員可以選擇何時需要休息，是底線的堅持，關乎勞動尊嚴。」
而這場椅子運動，陸續令香港博物館的保安員、各大超市和便利店的收銀員，都有一張屬於自己的座椅，還令勞工處制訂了《站立工作和服務櫃檯設計指引》。
每個人有自己的工作價值
「以往在爭取勞動尊嚴、減少工作量或改善勞工環境，但其實對一些勞動階層來說，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價值 。」他舉例，曾經建議一位清潔工友拐一條較短的路段去丟掉卡板，「少一點功夫」，但對方卻選擇行另一段較長的路段將之搬走，因為那裏可以回收，「不想浪費」。這是因為清潔工友有自己的經驗，她每日接觸大量棄掉的卡板有多浪費，她不只是應付清潔街道那麼簡單，會自發多做一點，這是她的工作價值。
事實上，即使是被視為面目可憎的食環署員工，只要有機會溝通，亦會發現每個人有着面孔，也有自己的工作價值。
如年前，他發現清潔工王英菊婆婆把垃圾桶頂部的煙灰缸加上錫紙兜，以清理煙頭，可減輕清潔工勞損，又減低垃圾桶的破損，於是他透過申訴專員投訴垃圾桶設計，就在彼此溝通的過程中，他遇上積極跟進建議的食環署前線員工，主動商討在大埔試行做法，結果，一區的試驗成功，伸延至目前全港的垃圾桶頂部亦可在煙灰缸加上錫紙兜。「以往他們多數只被動處理投訴，沒有改變的動力，這把本來對立的關係轉變成民間、政府共同改善社會的力量。」
程展緯說，以往他在勞工運動的推動上，多是幫前線工友爭取權益，上一年開始，運動變成對等式的參與。公民社會可以關心物件能否回收，共同改變一個垃圾桶的設計。在現時制度未能改變，或許靠人與人之間建立的真實關係，在社區建立有面孔的人。「事情可能會實在一點，因為信任和默契，能夠抵抗懷疑與猜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