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萬苦考完試，成功報讀心儀高中，報到那一天的早上，心情大好的陳怡光決定先去游泳，下午再去學校。可是學校在暑假只開半天，校方告訴他，沒來報到就沒有學位。十五歲的他只有兩個選擇，一是來年重考，二是轉讀職業訓練學校。那時是1984年，一百個國中生，大約只有二、三十人能夠升高中。
「我知道那一天是要報到，但是我覺得游泳比較重要嘛。」
今日憶述，陳怡光依然哈哈大笑。
「你自己想辦法。」爸爸只拋下這句說話。陳怡光想起有朋友在英國唸書，打了通長途電話求救。「英國讀書怎樣？好不好玩？」陳怡光問。「好棒，這裏沒有爸媽。」老友說。
家裏雖然是開公司，在台灣算是中產家庭，但是要支持兒子去外國讀書也不是沒有負擔。學校位於英國鄉郊，陳怡光去到才知道是一間私立語文學校，學生大多是亞洲人。每個人的最大志向，就是等待星期五晚落酒吧。陳怡光覺得太無聊，找牧師幫忙轉校，完成面試才傳真通知媽媽，請她簽名。結果在O Level考了五個A，陳怡光沒有選擇報讀牛津，劍橋也只填了一個課程，「不收就罷」，最後他決定到蘇格蘭讀大學。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台灣在1990年發生「野百合學運」，六千多個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外靜坐，要求民主改革。陳怡光對「新國家」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回到台灣，「回去之後才發現什麼也沒有改變，搞笑。」英國的學位讀到一半，陳怡光以轉學之名，選擇較易入讀的英文系，即使他有興趣的是商業和國際關係。
教育如人生 不是一條直線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被封為台灣的「自學教父」。他的三個子女都在家中自學，廿一歲的大女兒現時在日本與朋友開辦滑雪學校，辦得有聲有色。「我從小讀書都不是直線，一直都彎來彎去，所以我從來都不擔心子女將來要怎樣讀書。」
兩年前，陳怡光獲台北市政府邀請，與作家小野（李遠）一同營運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從自學到辦學，好像有點自打嘴巴，但是正如陳怡光在訪問所言：「教育是一個trial and error的過程，講白一點，就是要浪費很多時間。」這條教育的彎路，陳怡光是怎樣走過來？
2003年，陳怡光因為工作邀請，舉家搬回台灣。女兒當時五歲，他們希望女兒可以學習多一點不同東西，來自波蘭的太太魏多麗也想傳承祖國文化，但是找不到半日制的幼稚園。太太擁有蒙特梭利的教學資格，二人把心一橫，親自落場，開始讓孩子在家自學。
「第一個要說服的，還是爸爸媽媽。」陳怡光在當下的確看不到十五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他直覺應該會很不一樣。2003年的課本變成彩色，可是內容還是與祖父母一代的大同小異。「我不在乎升學，我在乎的是未來。」即使自學才剛在台灣興起，未來還是一個未知，但是陳怡光很確定留在學校是沒有未來，「我只是用排除法選擇。」
興趣 可以半途而廢
三個孩子，三種個性，廿一歲的大女兒三歲開始滑雪，十六歲的二兒子對音樂有興趣，三女兒比較喜歡上學、讀書和寫字。陳怡光坦言，每個小孩都是要從頭思考怎麼教、怎麼學，有經驗跟沒經驗差不太多。「就是一個trial and error的過程，但要有系統去試，觀察小孩的興趣，沒辦法就轉換。」
孩子的興趣天天新款，但是其他許多家長無緣無故地堅持，孩子不能半途而廢。「談堅持之前，先要談興趣。」陳怡光說：「無論孩子放棄還是堅持，都是投資的報酬。孩子對某件事沒有興趣或天賦，也就是告訴你，在未來不用浪費更多金錢和時間在這件事。」
台灣的主流學校與香港一樣，學生和老師要應付很多科目，專題研習，活動學習，一大堆，教育改革的原意雖好，卻讓每一個人喘不過氣來。「之前的改革只是改了一半，我們還是用舊方式處理新問題。」陳怡光認為，教育制度依然是考試導向，學生和家長的目標依然是考入大學。
台灣的教育改革始於1999訂立的《國民教育法》，讓家長和學生擁有更大的教育選擇權。1997年當地只有五個自學學生，到2015年自學學生已經超過五千五百人。同步推進的，除了學生在家自學，還有各種新形態的「實驗教育」學校。2014年訂立「實驗教育」法案之後，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人數，由2015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一人增加至2017年的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四人。
實驗教育 大學不是終點
實驗教育分為三個形態，學校形態有的像香港的兆基創意書院，另外也有公辦民營，兩者補貼較多，規管也較多；第三種就是機構、團體或個人辦學，補貼較少，但是自由度較大，不受國家課綱限制。
「我希望未來全國都可以由剛性課綱，發展成柔性課綱，教育局只是供提大綱，課程內容由老師和學生決定。」事實上，愈來愈多自學生不會選擇升讀大學。不少自學生在學習的時候，就不是以考試和升學為目標，在學習上會找到更多可能，不用等到讀大學才接受知識的啟蒙，尋找人生的意義。
影音學校 這艘船適合孩子嗎？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為了落實實驗教育政策，成立台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Taipei Media School, TMS），由台北市文化局與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共同支持，希望培養影視音行業的基礎技術人才。TMS是實驗教育法通過之後，第一個具有公辦公營背景的機構。籌辦團隊有國立政治大學的教授，現正由作家小野擔任校長，陳怡光擔任課程規劃主任。
「辦學之後，我學會謙卑。」陳怡光自嘲。團隊不只需要面對市政府和議會，更難的是要讓父母也能跟上改變的速度。試過有不理解學校理念的家長，明明要孩子升大學，卻堅持送進TMS。一個星期後，家長發現學校真的沒有升學內容，抓狂了，還要找媒體投訴。
TMS是全國第一間影視音學校，即使學費補貼只有公立學校的三分之一，還是有許多學生聞風而來，但是未必對相關工作有興趣。有家長形容，孩子在學校教育就像遇上船難，遇到有一隻救命的船開來，都是先上去再說。上船後，安全了，才發現船隻的方向與自己的目的地不同，最後又要離船。「這很有可能是孩子長大以來，第一次問自己想走去什麼方向。過去跟着學校走，就算走得歪七扭八也沒有所謂。」
團隊在首兩屆招生的時候比較浪漫，看順眼的就招進來，結果第一屆的四十個學生，最後走了十三人。第三屆終於學乖，要跟看順眼的學生家長約法三章。「父母願意把孩子送來跟他走一條未知的路，不代表他們不恐慌。」陳怡光告訴家長，孩子達到入學標準，家長有權利say no，但是一旦say yes，就不能反對學校的做法。「有些家長情願我們直接向孩子say no，但是我們認為家長有需要負責。」
永遠的難題 自由與方向
學校現時每周有一堂課「自主學習」，每個人自行提議學什麼；一周有三小時周會時間，同學可以學習討論學校的大小事。課程行四季制，每季之間會安排一至兩周的假期，以免寒暑假太長，學生失去學習動力。每年春秋，學校會辦「行動學習」，學生離開學校四天，探索一個地方。第一年分小組在台北市內自由活動，有學生主動記錄生活，也有學生只是去沙灘躺足四天。這一屆比較有計劃，上學期去了另一間實驗學校體驗，下學期就探訪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陳怡光希望孩子看到，在世界不遠的地方，有一羣孩子跟他們一樣，有同樣的夢想。「也許大家都是學校和社會的邊緣人，甚至是別人眼中的失敗者，但是他們不是唯一一個面對這種不一樣的壓力。」
第一屆的時候，團隊想要拯救船難的每一個人；第二屆，開始想救一些會自己游泳的人；接下來的新學年是第三屆，就想挑一些已經游得比較好的人。記者好奇，這樣會否違背了當初的辦學理念？「辦學與自學始終有所不同，要營運一間學校，必須要招一羣理念、興趣和能力都相近的學生。」陳怡光解釋。
下個學期就是第三屆，兩年下來，團隊開始找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方向，但是還有不少做法需要調整。例如學校想要民主還是紀律？如果學生要依附學校，可能會為了討好老師而做對的事情。「我不希望有依附關係，因為學生一旦離開，就會失去方向。我想他們在這裏找到自己的方向，即使最後要離開，也是為了自己更好而決定。」
（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