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 2018 年短短四星期，已有最少 4 位學生輕生。社會應如何理解這一代年輕人的危機？上周日 （22日）小麗民主教室就「處於危機的一代」的題目，請來教育界的馮世權與社福界的許麗明與大家分享。當中我們發現，香港奉行單一的審核制度，令學生成長路上透不過氣，加上家庭的結構比上一代更複雜，學生面對學業、家庭與出路的問題都需要輔導。而駐校的輔導服務與駐校社工嚴重匱乏，無處疏導學生的情緒。學童輕生，其實並不止是「呢一代唔夠硬淨」，是整個社會一環扣一環的制度問題。
馮：進步教師同盟馮世權
許：社總總幹事許麗明
審視「一 試定生死」的制度
馮：我們一定要承認一個問題，現在的社會很複雜，學童的壓力是非常大。老一輩常常都會說：下一代的抗弱力不足，他們未見過世面，豐衣足食，為甚麼會說自己很大壓力呢？我覺得首先要打破這一個想法，我接觸學生時，會覺得他們的壓力是非常大。
先說教育制度，現在是「一試定生死」的教育制度，全港的中學生都要考DSE，你看教育局的調查會見到，每年考DSE的學生所謂跳船，不去考的學生愈來愈多，現在單一的考試制度會令他們覺得很沒出路。
廿年前，可能有同學在中三時就發覺自己不太適合，可能就會出去做學徒或讀職業訓練，中五時如果發覺將來不進大學，可能就會找第二個出路。現在好像完善了教育制度，有十二年的免費教育，由小學去到中六，反過來好像是綑綁了，我們的學生全都要追趕，所有學生都要從中一去到中六，考DSE就是望住大學，但最慘是大學學位沒有提升，我們推了十多二十萬的學童去考試，實際上沒有那麼多大學學位，然後就要他們去讀副學士、基礎文憑。（註：2017年DSE報考人數61,669人，較上年度減9.5％，少6500人報考）
製造「失敗者」
我有些學生，成續不是太好，從中一到中六，然後畢業，成績不好，怎麼辦？就要去讀Foundation，讀完兩年再讀副學士，好彩的可以直接跳到top up degree，有些不行的可能要再讀，在五、六年的大專生涯裡，便要負擔十幾廿萬的學費，對於學童來說，當我們收窄他們的出路時，他們面對著很多壓力，但因為單一的升學出路，令到他在學校及家庭裡面備受壓力，
所以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嚴重的教育問題，一定是教育制度裡面太過單一化，沒有讓學童有分流的可能性，所以全部人都覺得一定要讀大學，讀不到大學就不OK。
我接觸的學生很多都是讀文化藝術，來到我們學校讀書，開頭都會覺得沒有自信，因為在主流裡，你讀文化藝術，不是成績好的學生，很快就會被人標籤為「唔OK」，這個製造出來的標籤會令到學童有很大壓力，以前的教育制度是相對輕鬆，我的老師會覺得，你讀不成書，找一門手藝去做便可以。但現在不是，就算你讀不成書，也不能就只是找一門手藝，你要去讀course，IVE、VTC之類，政府不斷主導所謂的資源增值，所有東西都等同學歷與文憑，會令到學生覺得，無論做甚麼事情都好，都要成績好。
成績成為了青少年時期最大的壓力，那個壓力導致了很多不同情況的出現，例如我見家長的時候，家長看成績表時，不會看文化藝術、設計的表現是如何，會先看中、英、數、通合不合格，不合格就會問老師有沒有方法，也是想學生讀大學，在香港也是要DSE成績好才能讀到，教育制度會連帶家庭也面對很大壓力，也會令到一環扣一環製造了學童最主要的壓力。
無夢想是OK的
我們的社會好想下一代懂得競爭，我讀書的年代，讀書便是乖乖去讀書，老師或家庭會包攬了一切，但現在卻覺得，十多歲不懂得自理自己、不懂得尋找自己的出路、不懂得告訴別人有沒有夢想，沒有夢想好像不是太OK，好像係唔係都要告訴別人你是有夢想的，或將來對於自己的職業或出路有個方向。
我也是二十歲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二十歲之前不知道也很正常，面對了世面，認識了多些朋友，脫離了中學或家庭的圈子才找到自己，但現在是在教育制度裡面加了給學生，教育局有「其他學習經歷」，看似很好，參加課外活動做義工、學表演、學拍片，教育局都會替你紀錄了學習時數，但要記錄，便代表要跟別人爭，只有十個小時不OK，要有20小時。整個教育制度有競爭性，我們下一代無時無刻都要同人爭，成績要爭，參加唔同既活動要爭，去報course要爭，所有唔同關於小朋友的功課、才能都要競爭，是不是樣樣野都要比賽，我們先見得到小朋友的能力呢？很多不同形式的教育框架導致他們需要競爭，爭下爭下就會很容易覺得自己是失敗者，總會有一些人，跳舞又不是最好，成績又不是最好﹐唱歌或做義工服務又是一般，以前不會理會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都很開心，但現在在中間的就會很擔心，如果要跟別人爭大學，Profolio不夠好，使唔使同老師去爭取一個職位？這一代好像連中庸之道都沒有了，總是要有一樣野是得的，不可以有東西是「唔得」的。
事事考核衡量 讓誰有安全感？
一個年輕人，正常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甚麼，但老師或家人卻覺得你要找些事來做，現在整個社會的出路都很窄很單一，所以他要去學多些東西、拿多些經驗，某程度是拿回一種安全感。我有些做老師的朋友，看見學生的成績是很難去考DSE，你知道他是不適合升學的那一條路，但有甚麼出路給他呢？我們的教育局好像令到我們所有學生的經驗都要被衡量，就令到老師沒有彈性去讓學生有多元發展。在單一裡面大家又想學生有多點安全感，好像塞了很多東西給他。
當很多東西都是我們塞給下一代，而不是他們自發而喜歡，是會有壓力的。
比預期複雜的家庭結構
另一方面，家庭是現在很大的壓力。現在家庭的結構很複雜，我的那個年代，身邊的朋友都有父母存在，有爺爺婆婆一個家庭，但我現在的學生很多時候父母都離了婚，試過教一個廿多人的班，有八成以上都來自單親家庭，來自單親家庭不是最複雜，最複雜是單親家庭但父母再婚，要跟不認識的異性，或只是認識了幾年就要一起居住的兄弟姐妹，整個家庭可能有四、五個人，大家沒有甚麼血緣關係，青少年是最反叛的時期，但他就要困住在家裡面和不認識的人相處，他們如何面對離婚、與陌生人成為家人，這一種狀態是非常沉重，通常沒有甚麼人會理會他們，因為父母辦離婚已經很複雜，沒有時間理會小朋友。所以一開始他們說如何跟家人相處，是不太願意去講的。就是把自己關起來打機，online game裡才有他的朋友。在家裡沒有人跟他們有共同語言。父母可能一日要返兩、三份part －time，連吃一頓飯的時間都沒有，家裡的兄弟姐妹可能完全沒有相處過，整個家裡沒有人跟他有connection，所以便選擇封閉自己，不跟家人相處，有時不跟家人相處便成為了最保護的狀態，因為真正相處便是吵架。
所以我在輔導時，以前都可以說，一家人有血緣關係，唔啱傾到啱，但現在我不敢說這一句，不是一家人來的，只能跟他說，忍到便忍，忍不到便回來學校，我陪你，你來圖書館看書。所以家庭的network在現在的世代是塞住了。
同學輕生之後
在我的學校裡面，有同學輕生，這件事的發生是一個過程，一個輕生事件不是突然間發生，在事件發生前其實有些跡象會見到，在社交媒體可能交低很重要的東西，甚至令你覺得是想交低身後事。在我的經驗裡，他（學生）用了在天台跳下去的方法，在過程中他是跟不同同學有連繫，所以發生事情後，整間學校認識他的同學都很震驚，立刻想找到他在哪裡。我沒有直接教他，他的好朋友是我的學生，我們就不斷去找他，花了幾個小時去找，找不到，然後報警。到最後找到，去到現場時，他就跳了下來。
平時看電影，可能看到好多生離死別，但當你認識的人在你身邊生離死別，人是會立刻停了下來，停了之後。身為老師，我們是要不斷去找不同的同學，看他怎樣，都有指引的，當一個輕生的事件發生，周遭跟他有關係的同學都是需要去照顧的一羣人，
一個人離開可能會有不同情緒發生，最簡單的情緒可能是傷心，亦都可能是沒有情緒，亦可能很憤怒，嬲為甚麼這件事情會發生，包括我和同事都會嬲自己，會想：如果某年某月某日做多少少，我去了解他，會不會好點呢？
或者如果早點找到他在哪裡，會不會好點呢？人是有情感的生物，當這些情感出現時，其實是一個氛圍，老師和同學都受到這樣的氛圍影響，很沉重，不是只有一個人可以去處理到，那個情況下，已經沒有分層級，我們有一日半的時間沒有上學，讓整間學校一起去沉澱事情，在學校做一些簡單的悼念儀式，將我們的情感釋放。幸好學校可以較快去take action，我們去一對一找學生傾、老師圍埋自己傾，所謂方法都是很人性化，就是陪伴、大家傾下計，甚至不上課，就是在房間裡面靜靜地聽音樂，去度過那些時間。在過程裡要照顧很多不同同學，即時有情感出現，但情感的出現不是一剎那，可能last好耐，尤其是即時沒有情感的同學，因為他可能壓抑了，在不同的counselling或sharing，我們花了大概一、兩個星期才settle了整件事，可以慢慢正常上返堂。但事件可能仍然在同學心目中的。事件是前年發生的，去年的同一個日子，我們也有帶有興趣的同學到那個同學的墳前追思，我猜我們每年都會這樣做。
說這件事，是想讓大家感受當一個學童自殺，並不是只有我們在報章上看到的數字，很多很多在發生，但身為教育工作者，身為他們的老師，身為一個人，我覺得年輕人的輕生，一個都不可以有，一個都不應該有。我們的年輕人應該是很輕鬆及愉快地學習，遇到不同的問題應該有大人可以陪伴他們，未必是要解決問題，希望大家可以明白，過程是很難，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經過得到。
教育要學抖氣 宜減不直加
我們的教育制度應該要鬆綁，應該要減輕，老師也不應該用很多方法去證明自己的學生是得，他「得唔得」將來就會見得到，考最尾也可以是好好的，但我們好想快點證明他當下是OK，學業不行有其他是OK。老師應該少些行政工作，多些時間陪伴學生，學生不應花這麼多時間去證明自己不同的表現，紀錄這麼多的學習過程、時數、文憑。他應該要有空間去發掘自己的才能，好老土，但我覺得現在沒有人講，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就是這樣，社會就是這樣，不需要全世界都去讀書，但現在沒有degree好大獲，拿到degree搵唔到工又好大獲，買不到樓又「好大鑊」，好像每一個階段都要去證明自己有能力，你才是在這個社會上存活得好的人。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已經有價值，社會應該去重視。
近年社會關注學童自殺，年初突如其來發生一連串的虐兒事件，今日學校的駐校社工與輔導服務是否完善？足以應付學童的情緒與家庭問題？小麗民主教室當日請來曾任老師的社總總幹事許麗明，以社工角度檢視在校的輔導服務。
許： 我第一次進學校去教學時我中五時，是否很奇怪？讀中五為何可以到學校教學，我教幼稚園，當時是八十年代；但到現在2018年，我想跟大家說幼稚園還未是義務教育，即是說你現在常聽到的一個狀況，現在要30日不上學，才去呈報上教育局，原因是不會再給資助額，或這小朋友就算有學券也好，它也不會再給資助。幼稚園現行的制度和中學小學比較，是沒有義務教育，即是不一定要去上學。這是很重要，1990年左右，我用中五學生身分走進幼稚園教學，足足教了一年。為何我走進去教？因為我重讀中五，我想讓自己可以好好靜心讀書，就朝早教幼稚園，晚上就讀夜校，終於就成功。
其實小學和幼稚園去到今時今日，小學是走回頭路，你會看見小學是多了直資學校。直資學校是要多給些錢，要交學校，雖然政府是有監管，不可以收多過某個金額。但這個數字我現在未能給大家，但稍後可再說。我現在說的狀況是，你看見幼稚園是義務教育，到今天不是。
小學，我們再說回駐校社工。其實小學是沒有駐校社工。我以往在小學私校裏教學時，一個月只有兩次見過那位教育局派來的社工。因此，就感謝他了，因為這樣子我就要獨個兒做全部輔導。我自己去讀了輔導，學全部相關的東西。現時香港小學正在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制度。這個制度，是撥了錢及資助，讓學校請一個學生輔導人員。2002年至2003年，它推行聘請學生輔導人員，但它要求人員有專業資格。那何謂專業資格？其實香港是沒有輔導員這專業資格去註冊，但可以讀這學位。如果他有輔導學位，就算是有專業資格，亦可以邀請教育或臨床心理學家，但其實是請不了這些心理學家。
然後，就是註冊社工，但他的薪金現在是一萬尾左右，如果在2014年時，我記得大概最高是一萬六千元左右，平均是大概一萬二至一萬三。我想說如果想請一個駐校社工到學校，學校裏面有很複雜的家庭問題要面對。如果請一個薪金相對低，而這個駐冊社工可以用同樣身分找一個薪金較高的工作，因為他要養家。他母親可能會說：「你讀了這麼多年，我給了你這麼多錢，你是否一定要在學校工作，收取這麼少的薪金？我也想你給家用我。」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是有小朋友，而他自己也要生活。這狀況是學校裏要有一個有能力，可以支援整間學校。整間學校有多少人？少人的也有600、700人，再少也有幾百，不會少到有100、200人，一個學生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問題出現。根據剛才說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制度下，請的學生輔導人員是需要匯報學校所做的個案數字。
校園情緒個案上升
2011年至2012年，全港有2240宗學生心理及情緒出現困難的個案。要解釋清楚是展開個案的是一定有需要，真的需要做一些正式心理輔導，要有報告要交，甚至需要正式去看醫生。我剛才說2012年有2240宗個案，只是在說心理及情緒上的輔導。2015年至2016年，個案提升至2945宗，而全港包括其他學習上的困難、家長問題及各樣事情，在2015年至2016年，只是說小學生也有7000多宗。這些展開了的個案，其實是很嚴重，真的需要開展個案，但他身邊的同學會否也受他影響，小學到中學都在做融合教育。融合教育有很多類別，例如我們有時會笑人自閉，自閉是融合教育，也有好幾種，有些是單單不會跟人相處。
其實我以往做的這麼多學校，無論是教學還是做中小學的駐校社工，每一級也只少有一個在社交上有困難的學生。我也試過在小學遇見有這個問題的小朋友，他派簿時會把練習簿散到地上，讓同學自己過來撿。其他同學及家長會有什麼感覺？這些學生在學校裏，我們就叫做融合教育，要互相包容。我處理過有家長目睹自己的兒子的頭被人打至流血，那同學看完醫生後，還要見心理學家。政府在制度上，有多愛惜及照顧我們的小孩？未必要說到要出錢增設配套，最卑微的要求只是聘請有能力的社工，到學校去支援老師。
教師與社工是不同的專業
每一所學校裏，有時是校長自己去決定請一個學生輔導人員進學校做駐校社工。校長專注管理老師，但社工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專業，一間辦學團體請了一個註冊社工進去學校工作，去支援這間學校時，誰去做督導？我們有個比喻是一個很出色的律師是不可以督導一個醫生，兩者也很出色，但工作經驗、訓練及培訓完全不相關。我曾經在小學裏頭做一個駐校社工，即是學生輔導人員，因為小學是沒有駐校社工。那校長好好，他知道不可以用教育角度徹底支援或督導我，所以我能做的是找我自己的同學及老師，用回我個人的網絡去尋求支援。
我可以分享一個個案，曾經有一次我有學生走開了，不知去了那裏，不上課。因為他已經是六年級，很容易可以自己走開了。他爸爸打電話來說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就跟校長說不如我們去找當區的外展社工去幫我們找這個學生。校長原本是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做，我馬上打給家長取得他的同意，取得學生的照片及得悉他當時是穿什麼衣服。還有一件事，我是要知道有日間的外展服務，第二我真的要認識那些外展服務的負責人，就算我認識當區，我也要認識其他人是認識當區那負責人的。
我今天是代表社總(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我們從2008年已經開始爭取有一個駐校社工，加一個輔導教師去支援，我們稱之為「一加一」，在小學裏支援整個學校的人。但2008年到今天2018年，也還未得到任何回應。
價低者得的駐校輔導服務
錢不是沒有，每年也在撥一筆錢，而那些錢是浮動的。最不開心的事是，我剛才說是學校請我進去，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投標，校長或辦學團體就說：「我們現在想要一個輔導人員進到學校做駐校社工的角色，你們就來投標吧。」最基本準則是價低者得。機構是在說：如果這社工要低些人工，我就請你及招你進來。」
現在是有傾向做得更好，那為何一定要三年投一次標？而每一次也計價低者得，所以就出現以下奇怪現象。那機構老闆要和在A學校做的社工說：「我們現在又要投標，我要寫你的薪金？加不加好？加就投不了。不加就有機會。」那同事說沒理由不加，因為他過不了自己，也跟家人交代不了。最後加了，就投不到。而另一個故事是，有同事在機構做，因為（校方）買服務而進入一間小學做，校長跟那同事說︰「又要再投標了，三年了。你們有機會投不到，不如我請你，你就不要跟那機構了，我們私下請你。」同事沒有辦法，因為在那學校照顧了那班小朋友只少三年﹐他最後脫離了機構，在學校做學生輔導人員。制度上有多支援我們去幫那些小朋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