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講八十後？」記者踏入屋，洗完手，蔡芷筠（Ger Choi）就問了這個問題。聊了將近三小時之後，記者反問她，收到八十後的訪問題目有何感受？「好老土囉？仲講八十後？」她拉長了問號的尾音，「但是我又好奇你會問些什麼，下一秒又擔心報道之後被人拿出來鞭屍。你知啦，好辛苦才洗脫左膠感，哈哈。」一個會用Ger（陽具）作為自己花名的女生，依然大情大性。
八十後之所以成為一個字頭，蔡芷筠有份決定。「曾經有前輩同我講，我們七字頭已經做過許多事，且看你們八十後又會成就到些什麼。」二〇〇九年是「六四」二十周年，時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公開表示，中共鎮壓學運只是「有啲問題」，引起社會嘩然。政治冷感、不務正業、廢青，一個個標籤往八十後身上貼。
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陳一諤事件促成蔡芷筠與另外七個藝術工作者組成「P-at-riot : 80後六四文化祭」，重新詮釋「六四」和「抗爭」。
早在八十後正式佔據媒體版面之前，一眾社運人及文藝人早已從二〇〇五年世貿韓農示威開始，關注社會議題。保衞天星皇后，反高鐵苦行，做巡守隊保衞菜園村，蔡芷筠一一現身，後來參選藝發局嘗試打破小圈子，做過不同媒體，傘運後又重回兆基創意書院，今日蔡芷筠是署理副校長。
漫長社運路，蔡芷筠自承患過抑鬱症，曾認真地考慮要在三十歲自殺。學佛，紓解鬱結。二十九歲那年決定結婚。去年反送中運動，抑鬱症瀕臨發作，突然發現，婚姻才是問題根源。三十七歲，她提出離婚。
眾人當年合寫「80後六四文化祭」的宣言，第一句是「我們保持年青，讓生命持續燥（躁）動。」記者笑問，你現在還年輕嗎？「年輕！我是永遠的少女。」蔡芷筠「格格格」發出招牌笑聲。
建制外的名醫《怪醫秦博士》 人生啟蒙
六個書架，四個CD架，不足三百呎的地方，住了四隻貓，還有一個人。客廳的書大多是設計與佛學，書房內則是人文哲學藝術歷史類，還有一整櫃漫畫：《聖☆哥傳》、《去吧！稻中乒團》、《櫻桃小丸子》、《What’s Michael ? 我為貓狂》⋯⋯壯觀非常。
小時候，父母忙於工作，親戚輪流照顧蔡芷筠。阿姨家中擺滿衛斯理與黃霑，從事設計的舅父會帶她去油麻地電影中心，看完電影逛書店。「媽媽不知怎的禁止我去圖書館，可能擔心我太早認識男朋友。」她笑着說。一道禁令，圖書館反變朝聖之地，蔡芷筠偷偷摸摸也要去看書。
小學時愛讀畢華流的搞笑校園小說和日本漫畫。「最影響我的漫畫一定是《怪醫秦博士》，簡直建立了我的人生基礎和目標。」手塚治虫筆下的怪醫偏離制度，堅持不考醫生執照，別人卻因為他醫術高明慕名而來，醫人之外更會醫心。蔡芷筠立志做醫生，中學考入葵涌Band 1女校保祿六世書院，可惜數學計來計去都無法及格，升讀理科班無望。
「讀生物都可以做護士呀？」她心想。心臟血管交織糾纏，肺葉美如茂密大樹，生物堂頓變美術課，蔡芷筠開始沉迷顏色與構圖，血液如何循環不再重要。上課畫畫，下課做壁報，回家設計學生會海報，會考揀科想讀視覺藝術，老師卻說：「你讀art都係唔得。」
沒所謂，蔡芷筠覺得自己「得」。預科時，放學就上校外的素描課，或者用爸爸送給她的菲林相機自學攝影，面試前用兩晚砌好作品集，最後考進理工報讀高級文憑課程。
《大時代》的丁蟹是別有所指？
入學後，大失所望。課程過分着重職業訓練，蔡芷筠又再發揮自學精神，去Pasa Site藝術空間讀藝評班，發現了「行為藝術」這片新大陸。那時是二〇〇三年，正值廿三條風波，民主黨有十一名成員發起一百小時絕食抗議。蔡芷筠與藝評班朋友參與七一遊行，她買了一條長法包邊走邊吃，一心希望做到「勁食遊行」，最後食到中暑。
人生第一次遊行，叫她發現自己與之前的朋友原來格格不入。他們在遊行當日還相約一起唱卡拉OK，那時的男朋友甚至覺得她接觸藝術之後變得古怪。兩人漸走漸遠，分手收場。許多年之後，這羣不遊行去唱K的朋友，反送中運動時倒是傾巢而出。
覺醒的步伐，有快有慢。
八九六四，那一年，蔡芷筠只有八歲。她看着老師忍不住在學生面前哭泣，學校佈置得像靈堂。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人被摒諸門外。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面世，那之前和那之後，香港影視作品單單打打，《網中人》、《省港旗兵》、《表姐，你好嘢！》、《大時代》……或擺明或隱喻，厭棄大陸。《大時代》播出之時，蔡芷筠才十歲，長大後翻看才發現壞人丁蟹有特別寓意。「藍潔瑛去世那一幕，我喊到匿入廁所。一個人為什麼可以如此暴力，而完全不覺得自己有錯？」
行為藝術 直指心靈
怪醫秦博士利用無牌但高明的醫術懸壺濟世，《大時代》的方展博活用股票財技報仇雪恨，蔡芷筠則用表演行為藝術嘗試喚醒人心。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天星碼頭面臨清拆，蔡芷筠一身黑衣黑褲，端坐木長梯頂端，在碼頭前遙望鐘樓，將頭髮逐絲剪下。髮絲在一片荒涼中飄逝，是想告訴人們：失去天星碼頭，等於失去自己的一部分。
早於八月，蔡芷筠已經與前夫曾德平發起行動，希望更多人知道天星碼頭將要被清拆。十二月十二日，十多二十人衝進清拆現場，「那一晚，我認識了最多朋友，也是一直以來的戰友。」當中有社運人，有文學人，有藝術人，還有許多其他人。
「一個公民社會，需要有不同界別的人參與，才能健康運作。」後來反高鐵，有人護村，有人籌錢，有人釐清法律事務，蔡芷筠當然是做文宣。她選擇行為藝術，是為了讓人提問。「你在中環Chanel門口苦行，別人會好奇背後的原因。扑中一條問題……」說到這裏，蔡芷筠突然兩手大力一拍，「有人衝擊你一下，效果比起寫十句口號大得多。」
爸爸是警察 戰友被捉拿
身處社運前線，無可避免會直接面對暴力，加上失戀，意外地觸碰了抑鬱症的開關。那一天，在天星地盤示威，她眼白白看着戰友被保安和警察拉走。「我非常憤怒，對着警察指罵了半小時。」爸爸是警察，蔡芷筠卻從小害怕父親，「當日與警察對峙，猶如面對數百個父親，憤怒之餘，內心也極度恐懼。」
幸好蔡芷筠懂得去看醫生，梳理成長期間的痛楚，審視與父母的關係，也反思參與社運的負擔。蔡芷筠喜歡幫人，希望世界變得更好，過程亦覺得好玩。「但是一百個好玩之後，我看不見結果，就會失望。當時覺得，不如到三十歲就自殺。」
直視內心痛苦，蔡芷筠腦海浮現幾年前讀過的《心經》。當時是二〇〇三年，梅艷芳的子宮頸癌病情惡化，蔡芷筠響應呼籲為偶像誦念《心經》，默默地打開了佛門。「原來我不是最叻，我也需要別人幫忙，有人會比我做得更好。」蔡芷筠坦承，那些年訪問過她的記者，對她的評價都是「一個好串的’靚’妹」。「每一次聽到，我都真心覺得不好意思。」
退下前線 反思自己
曾幾何時，蔡芷筠相信「行為藝術」有用，因為可以令人問問題。「其實可能只是我解讀對方的反應為反思，況且，問完問題之後，有沒有下一步行動？」蔡芷筠學佛師承「中觀應成派」，主張以辯論以提問破除所有法量，簡單一句就是萬物皆空。「學佛的提問過程，以至在書院輔導學生，都是強調溝通。到底我想藉由提問，將對方導向何處？那又牽涉到，究竟我的宗旨是什麼？」
二〇一二年反國教之後，蔡芷筠認為是時候暫別社運前線。經歷過多場運動，她覺得抗爭模式開始重複，動員力已到瓶頸，一直無法超越二〇〇三年的五十萬人。
更有同路人開始攻擊她的路線，她覺得十分受傷。「明明大家爭取的事情與個人無關，說到底，我只是介意別人的看法。」時至今日，蔡芷筠依然有「失守」的時候。「人總有慾望，想別人知道自己有所成就。但是覺知到自己的動機，就會提醒自己要退後。」
由天星到高鐵，以結果論輸贏的話，八十後從來沒有打過一場勝仗。「的確，我哋係『八十後成日失敗青年』，哈哈。」這些年來，何以堅持到現在？「佛學令我看見時間的線性，看見事情如何累積。」天星可能三十人，去到皇后有三百人，反高鐵有一萬人，學民反國教有十萬人。「單看時間上的某一點，一定會非常沮喪。然而，每一次有多一些人，我都覺得還有空間。失敗轉化成經驗，再嘗試新的方法，韓國與台灣的民主運動都走過同樣的路。」換言之，即使是失敗，下次就可以Fail better。
齊蔭冬菇頭，粗黑框眼鏡，多年來頭髮或長或短，蔡芷筠的造型始終展現強烈個性。言談之間，她的詞鋒依然銳利，甚至更鋒利，一字一句，到肉，一切就開，沒有半點拖泥帶水。
那是歲月的工夫。
當日前線 今日後防
蔡芷筠於天星碼頭抗爭被捕後，由黃英琦保釋，後來獲邀加入創意書院。一做四年，覺得參與社運的人數停滯不前，她希望加入傳媒發揮更大影響力。最先加入電台，後來因為悼念李旺陽的插畫被廣傳，適逢蔡東豪成立網媒，她獲邀獨自負責美術部。因為不夠資金聘請攝記，新聞圖片改用設計圖，開創媒體先河。一個人，一雙手，設計圖片，出乎意料，大受歡迎。
忙碌工作兩年，因為前夫曾德平「投訴」，蔡芷筠回到創意書院。傘運之後，社會氣氛低落，蔡芷筠與社工每年至少處理十個自殺的個案，大多數牽涉學業或家庭問題。
去年爆發反送中運動，學生自殺的個案反而大幅減少。「投入運動的學生雖然覺得憤怒、無助，但是心中也有希望，他們覺得還有事情可以做，每一天睡醒就要決定，今天要做物資還是文宣。」
一直以來，做文宣都是蔡芷筠的強項，運動初期她也有參與製圖。後來，抗爭的力度遠超當年，她開始猶豫。「我不是勇武，亦未能預備坐十年監。自己做不到，憑什麼鼓勵別人去做？道德上說不過去。」蔡芷筠留守大後方，在前線只做觀察者，感受抗爭者的情緒，好讓自己在學生出事的時候能夠好好支援。
有一天，她發現曾與她在街頭嘻嘻哈哈夾公仔的學生，也在抗爭行動中被捕。
「我撐得住。」學生對她說。
「那一刻，我真係傷心到爆屎渠。」眼見學生都是小伙子，突然被迫長大，還要直接面對暴力和不合理的事情，這比起自二〇一六年學生出現自殺潮更叫她心痛。「他們面對的暴力來自政府，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不知道如何為他們找出口，如何告訴他們世界還有希望。」
社運夫婦 分開也是一種選擇
每一天都要為學生奔波擔憂，放工還要花一個半小時從九龍城回到八鄉，蔡芷筠回家時已經筋疲力竭。本應是最親密的身邊人，卻未能理解蔡芷筠的狀態，抱怨她未有將家庭放在第一位。
蔡芷筠與曾德平在社運相識相戀，婚禮當日，她為婚禮親手做嫁衣，他為她親手做紀念冊—「俱往矣。」蔡芷筠感嘆。
「結婚前，大家承諾會一起進步。今日的我，已經與十年前的自己不一樣，我們之間的落差變得愈來愈大。」曾德平比她年長廿三歲，開始想過歲月靜好的生活，甚至考慮移民。「但是我仍然想為香港做些事。世界正在崩壞，移民別國生活，難道真的不會面對其他掙扎嗎？」
參與社運，支援學生，還要兼顧學校的複雜行政，蔡芷筠已經消耗極大心力。回到家庭，丈夫又未能理解。去年八月，蔡芷筠知道自己瀕臨抑鬱症發作的邊緣，在家中哭至崩潰，曾德平還是未能感同身受。她知道，離婚，才能給自己一個出口。
「廢青」變「廢中」 戰友變朋友
重過獨居生活，加上疫情停課，蔡芷筠聽從心理醫生的建議，先為自己充滿電，再出去拚搏。一個人的生活，就是為自己煮一頓飯，看書直到深夜，清潔家居時開大音響聽歌……「原來這才是我覺得最理想的生活形態。」
以前恃着年輕，通宵工作是等閒，因為有精力，每天都可以見許多不同的人。年紀大了，學會謹慎分配力氣，只見親近的朋友。昔日因社運相交，見面就是開會講政治。隨着大家踏入中年，有事業，有家庭，有子女，大家見面，反而開始講生活，講煮食，摸着酒杯底分享個人成長。戰友，終於變成朋友。
學佛之後，蔡芷筠開始與父母修補關係，父親會追看女兒Facebook。訪問當日，蔡芷筠的媽媽前來探訪。朋友剛好傳短訊提醒她清洗隔塵網，她順口問媽媽，隔塵網要如何清潔。「用水沖就可以了。」近乎常識的問題，難得媽媽認真回答。母女點着香煙，女兒與母親分享生活二三事，晚餐煮咖喱菜撐枱腳。看着貓咪，在窗台曬太陽，這難道不是歲月靜好嗎？
呼出煙圈，十年過去，「廢青」變成「廢中」。「希望自己有成熟一點吧？如果沒有就太慘。」蔡芷筠自嘲。「我仍然是一個狂妄的人，希望我會再成熟一點，有更多耐性解決未來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