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Eugene Smith在談到自己的經典攝影作品《Nurse Mid-wife》（助產士）時，說他在拍攝時曾錯失不少重要的照片。其中一張是菲律賓戰爭期間，他在一個剛被炮火摧毀的村莊中，遇到一個快要臨盆的孕婦，而眼看着孕婦在硝煙剛下的廢墟中驚慌地生下幼嬰，他在如此震撼的畫面下，最後卻沒有提起相機，因為人性叫他在這當下只想去幫助這名孕婦，而不是拍照。他說，僅僅是為了照片而拍照的攝影並沒有正當性，因為攝影的正當性只與拍照的目的有關。
歐陽茉莉說，她拍照的目的就是為了看茱麗仁一眼。
像大多的現代愛情一樣，他們在交友軟件上認識，談了半天，仍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和樣貌，卻因為天天夜夜的傾訴，迷迷糊糊地醞釀出愛意。茱麗仁記得茉莉最初用的頭像，是一張雌雄莫辨的3D模型，而茉莉只知道茱麗仁的年紀與職業。
剛開始的對話談的是投資，然後是比特幣，進而是人工智能、世上的生命體和無機物。茱麗仁有點懷疑手機的另一端其實是個男人，以一個會使男性想入非非的美麗名字，招搖撞騙，他想，不然哪有女人會在交友軟件上一開始就大談比特幣與人工智能。
但茉莉其實真是個貨真價實的女人。二十餘歲，從事藝術創作，滿腦怪點子，是一個相當具有行動力的藝術家。她從來不限定自己用什麼媒介創作，覺得不同故事，應該以切合其內容感覺的媒介創作，動態攝影是一種，靜態攝影也是一種，繪畫是一種，雕刻裝置也是一種……
戀愛在未見面之前
茱麗仁與茉莉在迷霧中談戀愛，他們透過交友軟件談近況，有時會聊到只有他們才感興趣的冷門知識，兩人很是投緣，一來一往，若身在古代，飛在他們中間的信鴿相信早已操勞而死。如此來回往返，聊了兩個月，卻沒有人提出過約出來吃個飯或看部電影。直到反送中運動開始，警方在去年六月十二日射出整場運動中第一枚催淚彈後，茱麗仁才慌忙地在現場打了一個視像電話給身在外地的茉莉。
那天，茉莉在電腦前焦躁不安地收看直播，錯過了茱麗仁的那通電話。第二天，她放下外地的工作飛回香港，參與了那個周末的二百萬人大遊行。「當時並不想和其他人一起去，出去也帶着工作的狀態。」茉莉說道。
這次的社會運動卻無聲無息地拉緊了兩人關係，在重大日子過後，他們不忘互相問候，分享現場心情。茱麗仁總是擔心茉莉一個人拿着許多東西下場拍攝，而且她連熒光衣也不願披着。
他們開始想，到底什麼時候要相約真正地見上一面。
「我們時常都談起，到底怎樣的見面才可以特別些，而不是普通見一面，然後失望而回就算。」茉莉回憶說道。因為在茫茫的網絡上遇見一個能交談至深的人，她分外珍惜。然而正因如此，她愈害怕見面後，這段美好的關係便變了味，再也回不去。茉莉想起以前約過的一些網友，「中伏」了好幾次。「我覺得，如果上網認識了這樣一個談得來的人時，更應該細細地，好好地對待這段關係。」茉莉說。
他們談比特幣，談到投資和將來，她知道他是一個為未來做好打算、未雨綢繆的人；他們談人工智能，會談到《聖經》和上帝，她發現茱麗仁是個可以跟她談靈魂的男人。
她覺得他看重靈性，同時認為人類是地球的癌細胞，有點痛恨作為人類。他覺得她想法新鮮，總是投給他意想不到的答案，沒想到茫茫人海，竟然找到如此知己。
在黑暗中見一次面
然而，他們不曾相約示威遊行。茉莉總是一個人抬着攝影器材，在警察與示威者之間，充當街坊角色，拍下運動的各種場面。「有許多很關鍵的日子，我都在外面留到很夜，到了第二天我們才會談起昨天發生的事。」她說，他像一口井，她把自己的負能量都投進了去，但他永遠給她一個至深的迴盪，令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
茉莉有時想，現場那麼多人，會不會其中一個與自己擦身而過的人其實就是他，但她不想第一次見面便是相約大家出來參加遊行示威。「因為出去遊行，同時又當網友見面，好像會把事情變得過於複雜」，茉莉說道。
她想與茱麗仁的第一次見面能多些正當性，多些儀式感。一天，她半開玩笑地說，等五大訴求實現一半才見面吧，這口井想都沒有多想，就答應了她：「等五大訴求實現一半才見面吧。」
茉莉想了想，覺得自己應該為他們這個關係與這場運動做一次創作。她在酒店留了一間房間，她用黑色的布把酒店的窗與窗簾邊緣會透光的地方都封好，再把房間中家具的利角都包好，盡量把房間變得簡潔，把兩瓶水放在牀頭櫃上，然後，她把燈關上，拿出一個眼罩掛到房間外的門把上。
茉莉將酒店的地址和房號發給了茱麗仁。
在香港五大訴求未完成一半前，他們都不會「見面」，而只在黑暗的酒店房間中約會。
「每次和他見面，我都像在佈置一場展覽一樣，提前幾個鐘去，封好了房間中所有的光，測試一次，盡可能把傷人的角封好，再給他地址，等他來到。」茉莉說，黑暗中相處、認識、交往初初令人有所恐懼，她並不知道他是誰，他也不知她是誰，他只摸到她冰冷的手，她只聽到他的磁性的聲音與頭髮的洗髮水味。
茉莉說：「長時間在黑暗的環境中，人的瞳孔會放大，對光線變得敏感。如果我們站得太近窗邊，就會看到對方的輪廓，但怎樣努力去看，一切其實仍然很迷糊。」夜裏，她用手摸完了他整張臉，她說，她仍然不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
但他們照樣能在漆黑的房間中聊天，第一次見面，茱麗仁便談起他的童年，談起他家中有多少人，茉莉便說到她的創作和她的價值觀。在漆黑的酒店房中，他們談生命的哲學，在牀上摸索對方。他們在黑暗環境中，漸漸睡進到一份安心裏，像躺在抽走了時間維度與影像的異世界中，他們打開了男女單純的情慾，與那扇不曾對人打開的心的窗戶。
茱麗仁說，黑暗中的茉莉是一道媚行的黑影，很安靜，皮膚很滑，有很多奇怪的想法，身體裏像住着小孩的靈魂，她總在好奇，又在害羞。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茱麗仁走進了那間全黑的房間中，背景播放着森林和小鳥的聲音，地上微弱的光一直指示，領他到她的牀邊去。
他說，個人背景這東西只是一堆世俗的資訊，如果要真正認識一個人，最好先忽略一些表面的標籤。他認為自己和茉莉的世界比真實更真實。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只躺在牀上親密和聊天，展現了柏拉圖式的靈魂交流。
相機擔當的角色
每次到酒店，茉莉都會帶着一部即影即有相機。房間沒有陽光，沒有亮燈，相機連顯示屏的光也沒有，他們透過相機的觀景窗望出去，房間漆黑一片。他們在漆黑中卻輪流為對方拍照，用閃光燈亮起的那一秒去看清彼此。
茉莉說，她之所以按下快門，是為了能在黑暗中更清楚地看見茱麗仁。
在房間無邊的黑暗中，相機的其他功能，光圈、快門和最後的成品，都失去了意義，只有按下快門那一刻，閃光燈的一瞬間才是一切。她說，攝影的意義並不在於照片本身，而在於拍攝的目的。
洞穴的牆壁被閃光燈擦亮了，又滅掉。
當物件的光在視網膜上成像時，大腦會產生視覺，如果這時閉上眼睛，或環境突然漆黑一片，大腦的視覺就會短暫保留了先前的影像，持續十六分之一秒，產生「視覺暫留」現象。茉莉和茱麗仁在黑暗的房中，回憶着剛才殘留的對方的影像，那個身影化成了負片的色調，在黑暗中持續了十六分之一秒。
最黑暗的日子最光亮
茉莉笑說，在光和殘影中，她看見的茱麗仁有點像謝霆鋒和張震的混合體。社會運動持續，他們一直只在黑暗中相看與相愛。然後，疫情爆發，酒店不再是安全的地方。他們沒法再見。茉莉說，那段時間，她一個人在家的日子變得異常漫長，心中焦躁不安，新聞不斷傳來壞消息，她很希望，茱麗仁就在自己身邊。
幾個月後，疫情緩和，他們租下了酒店，兩個人在黑暗中生活了整整一個星期。「我們都覺得，我們的關係，見面後，就回不了頭，不如趁還未見面前，做完我們想做的東西。」茉莉說。在陽光普照的街上，他們兩人只是偶爾擦身而過的陌生抗爭者，但在黑暗的酒店房間中，他們是大時代下的戀人，互相分享各自的難過—在混亂抑壓的日子中，最黑的房間反而最光。
「有時我們會難過得不想再拍照，覺得不如不拍好了，聊聊天便算，不想搞什麼藝術，但他總是安慰我。每次他離開後，我把酒店的燈打開，明亮的房間中只有我自己一個，心中就覺得失落，剛才的事好像都沒有發生過。我來的時候一個人，走的時候也是一個人。」茉莉說，她與他維持着這種約會，到底自己是為了創作還是為了愛，連她也分不清，她對茱麗仁的感情是真的，她覺得他也是，「因為他從沒有做創作的想法，他只是陪我做我想做的事」。
這次的創作，令她感覺到攝影對她最深的意義，其實是那道光，那道需要使用相機才可以看見的光。
「這次的創作混合了相機的視覺、閃光燈照亮的影像與我自己的記憶，結果令我再三思考什麼是紀實攝影。對我而言，相機發出的光比拍出來的照片更重要。」她說自己像一個心不在焉的攝影師。
「我的手只是捧着照相機，隨意地對着黑暗中的一個角度拍照，然後，等待那個光來到。」茉莉說道。
如果精準有用，世界還需要感覺嗎？
在《思想的眼睛》中，著名的紀實攝影大師Henri Cartier-Bresson寫道，那些對相機的操控，如光圈、快門速度全應變成攝影師的一種條件反射，像汽車換檔一樣，沒有必要對相機複雜的操作進行沒完沒了的談論，或者對這些數字進行軍事精度般的設定。
「我對那些熱中於攝影技術，流露出無節制追求影像清晰度的人有微詞。他們是熱中於細緻、精準呢，還是希望欺騙雙眼，感覺自己與現實更近？」這個經歷過二戰，曾遊歷世界，記錄印度獨立運動、西班牙內戰與新中國成立的著名攝影師如是說。
茉莉與茱麗仁直到現在仍然不知道對方是誰，對於真相，他們不介意被蒙在鼓裏。
「這次的社會運動令我們都改變了許多，我自覺成長了，學會了居安思危，常去想自己與城市的關係，與藝術到底可以為社會帶來什麼貢獻，不再像從前以為搞藝術只是為了自己高興，會嘗試去面對一些具爭議的社會問題，一些令人頭痛甚至感到痛苦的題目。」茉莉說茱麗仁在這段日子也改變了許多，以前的他有點玩世不恭，是那種抽着雪茄，飲着酒，閒時買玩具，看名錶，識女仔，不太介入社會的人，但現在他多想了香港和自己的未來。
他對茉莉說，他正打算移民，希望到了外國，能在當地開一間懷念香港的茶記。她聽後只是笑笑，她提醒茱麗仁，到時記得要把地址發給她，某天，她會佯裝成客人去光顧。
很多人覺得，五大訴求實現，已經遙遙無期。他們想過，彼此可能永遠無法相見。不過，茱麗仁說，他能有她這一道可以抱着的黑影已經夫復何求。
真正讓他感到遺憾的是：「到了那一天，我和她不約而同回到了煲底，她就站在我身旁，我卻不知道她就是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