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隊成員：陳福和 港大微生學系臨牀助理教授
任務：鑽研新發性傳染病，如新沙士、寨卡病毒
地點：瑪麗醫院五樓心胸外科深切治療部、四樓外科加護病房
陳福和醫生拿着一疊病人資料，正要前往瑪麗醫院五樓心胸外科深切治療部，「有病人做完開胸手術，出現併發症或者受到感染。」他步履急促，隨後又趕往四樓外科high dependency unit（加護病房），那裏入住了手術後需要觀察情況是否穩定或情況轉差的病人。「昨晚10點幾收到電話，病人在療養院出現併發症，細菌入血，頗嚴重，轉送到瑪麗，昨晚和主診醫生商討，建議了用藥，今天看看有否好轉。」他邊走邊說。下一站便要去腎科病房，那裏有兩個白血病病人出現細菌感染。
「我們看的症，主要與感染有關，通常是情況較嚴重，不知何故發燒，或者抵抗力較弱的骨髓移植或肝移植病人。」他說，平日跑遍精神科、兒科、婦科等病房會診，最快的方法是從每座大樓最上層掃落低層，且走樓梯比乘搭升降機更快。
爭分奪秒的醫生袋裏有很多筆
穿上醫生袍的他，袋口塞滿了各種用途的筆。原子筆是在看病人時使用，因有時會遺失，所以多放一些在身上；marker則用於做實驗時寫在碟或器皿上；熒光筆就會在閱讀paper時用上，「如剛剛美國有文獻刊出，就要知道別人在做什麼，看看自己研究的下一步策略如何，各學府的水平以研究論文的質素和數量作指標，自己作為大學職員，這些壓力是實際存在的。」
每天工作，除臨牀診症和研究，還為醫學生、護士生、藥劑系學生講課、跟進醫科MPhil和博士生的研究項目。他整天趕忙，爭分奪秒，只在意自己有沒有盡最大本分，「醫生也要教書，因為我們從前也是這樣被人教出來的，所以想為醫療體系出一分力。」言談風趣的他，在解釋自己的工作卻特別認真。
而且，袁國勇是全行公認要求嚴謹的上司，期望團隊能善用納稅人或善心人捐助的研究資源，不能浪費。「我十年前來應徵，教授已講明，如果想舒舒服服做醫生或搵錢的，就不要來做。別人做一個手術，會收到幾十萬，這裏是不會的。如果打算躲在實驗室不用見病人，也不要來，現在愈來愈多超級惡菌，或有不同的新發性傳染病，醫生需要接觸的病人很多。」
抗病毒廣譜新藥=金田一探案
回到實驗室，陳福和主要負責世衞Blueprint priority disease名單內的新發性傳染病，例如沙士，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腸病毒、寨卡等，均屬尚未有診治方法的病毒。「我是臨牀醫生，每日要看病，最理想就是我不單能確診病人有什麼病，而且能給予藥物。如果你告訴病人，你患有第四期腫瘤，但沒有藥可醫，那是沒有意思的。我的研究方向，是想找新藥，抗生素已經好多人在做，抗病毒藥物則一向較少，在新發性傳染病中，最關鍵的就針對是一些殺傷力高、傳染性高的病毒。做這個工作，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險，但如果找到藥物，就可以幫助應付整個疫情。」
早前，他與團隊研發出的被稱為港藥里程碑的新藥AM580，就是一種能有效抑制沙士、禽流感H7N9、甲型流感H1N1及寨卡等七種病毒以上的廣譜藥物。有關藥物的研發成為熱話，預期六至八年可望面世。
新藥最原始的想法，是當年袁國勇看沙士病人時，發現給予類固醇及利巴韋林兩種藥的效果也不好，「當時好多人也不知道，教授發現沙士病毒有一個很重要的酶（enzyme），叫protease，除了沙士病毒，愛滋病毒也有。他就想，兩者也有一個酶，愛滋病的藥會否也可以醫治沙士呢？結果無論在實驗室或給予沙士病人服用，也證明是可以的。及至後來出現新沙士，也是無藥可醫，我其中一個負責的研究，就是再取這種醫治愛滋病的藥物作測試，發現在猴子身上也有效，這個發現刊登以後，某年韓國爆新沙士，臨牀醫生亦多次用上這種藥；目前在中東甚至有一個臨牀大型測試。」
射人先射馬 滅菌先拆「工廠」
當時團隊發現沙士病人不止出現呼吸道問題，也有腹瀉徵狀，於是抽取病人大腸的活組織檢查，發現他們的大腸內含有大量雙膜脂質囊泡（DMV），當中病毒含量驚人，比鼻咽部位高出一千至一萬倍。DMV儼然成了生產病毒的「工廠」。這些「工廠」依靠人體細胞內的磷脂擴充版圖，當磷脂增加，「工廠」的生產力更盛，導致病人症狀加重。他們尋根究柢，再抽絲剝繭，發現病人體內的細胞蛋白與基因合成，過程令人體細胞內的磷脂增加，更有條件建立「工廠」，因而推斷，除了用藥殺死病毒，阻止體內的磷脂增加亦可以讓「工廠」倒閉，控制病情。
這次的研究團隊，有一半成員是博士出身（包括袁碩峰博士）；另一半就是陳福和和其他臨牀醫生參與，「因為做臨牀以外，我們也會進行一些基礎研究，兩邊可互補不足。」他說，研究大約做了兩年，屢敗屢戰，最後找到一個名為AM580的化合物，當黏在體內細胞蛋白時，可成功阻止蛋白與基因合成，抑制磷脂增加，回復正常水平，餘下微量病毒則靠動物本身的免疫力擊退。「病人出現發燒或咳嗽，不一定感染了流感，也有可能是碰到多種不同的病毒感染，希望他們在剛入院尚未檢驗到病症時，我們已經可以提供廣譜藥物，始終愈早醫治效果愈好。」
目前，團隊已通過人類器官和小鼠測試。「小鼠雖然是老鼠，也是生命，我們每次實驗也要計好數，要經過審查，多用一隻也不可以。下一步，要用靈長類動物進行測試，而香港沒有靈長類動物研究所，也沒有這種資源，我們要與北京的秦川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實驗動物研究所所長）合作。」他說，香港過去的研究做得不錯，但難以市場化，「因為那不是有錢便可以做，要有GMP認證，要有一個廠房，現在正探討學術界如何與產業鏈可以連結在一起。」他補充，無論是香港或中國，有需要製造自己的疫苗或藥物，因為當國家之間出現諸如外交等問題，而無法向其他國購買藥物時，也能做到不假外求。「針對新發性傳染病，目前我們已取得四、五個藥物專利權。」他說。
上司最常說：點啊，搵到未？
這幾年，每有疫症爆發，無論是全球關注的還是直接影響本地民生的，幾乎也靠他們的團隊協助偵查。「每一件事，第一步做法都是，我們要先知道真相，才可以尋求解決辦法。」他跟上司袁國勇口徑一致，不過，說到袁國勇，他不得不補充說，上司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他要我們的研究結果，很心急，今天問你，明天就要，又或者當天晚點就打電話來問：『點啊，搵到未？』」
譬如在2009在，香港出現首宗人類豬型流感個案，政府即時封閉病人入住的灣仔維景酒店，將酒店旅客和員工隔離，背後決定就是來自團隊的確診結果。
陳福和憶述，袁國勇跟時任特首曾蔭權開會，不時打來詢問團隊：「（結果）怎樣？（結果）出得未？」那時，他們正在實驗室反覆進行測試，直至得出非常肯定的答案，「病人確診患有H1N1新型流感（豬流感）。」
當時有輿論指政府小題大做，封閉酒店做法誇張，袁國勇一馬當先向傳媒解釋，對付豬流感方法缺乏科學證據和文獻依據，傾向穩妥和保守的做法無可厚非。「教授是有功勞就會給徒弟，其他東西就會自己揹起來的上司。他會講，平時我們關係是對等的，但當有突發危機的時候，一定要給他話事，原因不是他想濫權，而是有任何事，他會出去承擔。」
恐襲政府總部大樓？
他又想起一次偵查事件。2011年，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感染一種嚴重的社區性感染肺炎，團隊確診他患上退伍軍人症，並協助偵查病毒源頭，在他的家裏沒什麼發現，但他搬到當時落成不久的政府總部大樓，「退伍軍人那一種病菌，通常出現在那些沒有清潔消毒得好的水源內。當時我們承受不少壓力，坊間更有一些言論，指那是恐怖襲擊，要攻擊政府高官和立法會議員。」
那時團隊與衞生防護中心職員一同在政府總部包括立法會大樓調查，袁國勇着大家由地面走上70樓，逐層檢查房間的水喉和花灑頭，提取樣本。「那時我們每個人拿着一些化驗的色紙、棒、樽、label，好像工廠生產線，每人做一份，一路走到第70層，取得一大包水辦後，就回到實驗室進行化驗，我們做得很快，半個下午已經完成，那次就像操兵一樣。」
他們最終找到細菌源頭，因為喉管太深，一邊存有積水，消毒做得不好，退伍軍人細菌就積聚下來。「這件事，你說是否在科學上一件好新的發現？當然不是。但我們從中可以看見，不同階層的想法是不同的。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退伍軍人就是恐怖襲擊，但另外一些人又覺得事件不重要？其實關鍵就是查明真相，才能避免再有人感染。」
父親教誨：兒子太笨只好做醫生
陳福和說，他選擇當醫生，是受父親的影響。「父親做小生意，他說我笨，若繼承父業會被人騙去全副身家，又說『想幫別人之前，要先能養活自己，你讀書不是很差，可以做專業人士，律師好多時是奸的，會計師又會偽造帳目，考慮讀醫啦，做醫生的世界較簡單』。他學識不多，但說得很對，比較起來，醫生與護士之間話題就是討論病人情況，不會爾虞我詐。」而且，父親也贊成我要做一些能幫助別人的事，「我覺得醫生幫人是最直接的，能醫好病人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這一刻，看完病人，他又趕着去看他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