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朴槿惠下台，新聞界傳媒處於較為釋放的狀態，被政府列為黑名單的《逆權大狀》男主角宋康昊再次飾演《逆權司機》( A Taxi Driver)。電影以光州事件為背景，躁動青年人們走上街頭，反抗全斗煥軍人政權。
電影開首的士司機車內看示威，避開示威現場，哼着一首八十年代流行曲《短髮》隔絕政治。然而，一幕幕的暴力鎮壓帶動公民社會的討論：在公民抗命的十字路口，公民介入政治？還是掩耳調頭走？
過去半個世紀，在亞洲的民主進程中，國民用血肉換民主，暴力鎮壓成每代人的集體回憶─日本的安保鬥爭、台灣「二二八事件」、北京「天安門事件」，香港近至三年前發生雨傘運動。
光州事件事件距今37年，曾有五、六齣電影改寫史實拍成商業電影，釋放國民的集體悲情的情緒。近日《逆權司機》的熱潮更促使政府決定撤查光州事件，成為電影介入政治的實例；反觀香港與內地，鮮有直接觸碰社運與抗爭背景的電影，40年前的《再見中國》，10年前婁燁的《頤和園》均被列為禁片，而去年金像奬最佳電影《十年》因題材敏感亦牽起政治風波。
日韓台的抗爭商業電影有口碑，票房有成績。他們的電影可以，為何本土電影不可？
《明周文化》找到學者鍾樂偉、影評人家明、曾肇弘與《十年》導演之一歐文傑，深入探討南韓電影人在看不見的「封殺」下，如何將小人物抗爭的故事放上大螢幕，將抗爭故事拍成商業大片。受訪者對照南韓與本地電影制度與抗爭的歷史，討論本土影像介入政治的可能。
學者鍾樂偉：南韓電影業看不見的監控
「光州事件距離現在己經三十多年，現在年輕一代對於那段歷史的印象很淡，而且在保守黨執政的年間，亦嘗試去扭曲那一段歷史，在這樣的時刻下，《逆權司機》的上映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韓國的下一代認識上一代爭取民主的歷史。」中大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鍾樂偉說。
2016年，當年光州事件中的獨裁者全斗煥出版的《全斗煥回憶錄》中，提及「我覺得事件有北韓特種部隊滲透起事的跡象」，並嘗試否認軍隊鎮壓的責任。在近十年保守派執政的光景下，今年五月代表進步力量的文在寅勝選，以致《逆權司機》在韓國掀起討論及關注的熱潮後，新政府主動成立調查小組，調查當年暴力鎮壓的真相。在演繹歷史的重要時刻，《逆權司機》起了很大的作用，亞洲各大傳媒也分析哪些劇情由史實改編，減少篡改歷史的可能。
「過去九年，這些政治類型探討的電影被禁得好緊要。」鍾樂偉說，那種「封殺」並非明刀明槍，「無人肯投資，加上整個大環境，韓國的電影院線都掌控在少數財閥手上，他們決定哪些電影可以放映。」早前，朴槿惠政府被指控有一份近萬人的文化藝術界黑名單，當中便包括了《逆權大狀》(2013)及《逆權司機》(2017)的男主角宋康昊。
盧武鉉下台─抗爭低潮期
對於這類電影的出現，鍾樂偉認為，過去韓國一直有政治題材為背景的電影存在，但近年比較能夠引起議題性的，或多或少顯示出韓國人對於過去美好時光與當下的對照。
「近十年韓國政治的分水嶺，便是盧武鉉下台後，政治狀況不斷開倒車，左派的抗爭運動被壓抑了很久，這種借着過去抗爭歷史為主軸的電影，一方面可以說是懷愐，一方面也可以說是進步勢力在借機復甦。」
《逆權司機》引起的迴響，不止在韓國國內，亞洲地區也反應熱烈，鍾樂偉說︰「我想，經歷過民主化進程的國家會很有共鳴，加上這套電影本身以小人物的視角去帶起光州事件的歷史，容易令觀眾投入，你可以說商業上的計算很準確，但韓國過去的抗爭歷史就是用血取爭回來，所以《逆權司機》不會覺得有改編至很失實的感覺，他們的過去就是這樣。」
亞洲新浪潮電影之始，與叛逆劃上等號。南韓導演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浪潮開始拍攝多套關於光州事件的電影，故今日有《逆權司機》出現並不出奇。上世紀七十年代，正值內地文革快終結時，香港有位女導演相當大膽，偷運解放裝、橫額和《毛語錄》到台灣拍攝文革電影《再見中國》（China Behind,1974年），用的更是台灣演員，這導演名為唐書璇。
《再見中國》早幾年曾在香港再次放映，曾與唐書璇暢談半天的影評人曾肇弘（Eric）回想道，「唐書璇這名字說來陌生，其實是盧冠廷妻子唐書琛的堂姊，如今已移民美國，但間中仍會回香港，她說起當年拍《再見中國》時說得輕描淡寫，但拍攝之時文革仍未完結，她還把《毛語錄》、解放裝等道具偷運到台灣拍攝，若被發現隨時被扣押，真的很大膽！」Eric說。
《再見中國》被禁播十三年
電影模仿紀錄片拍攝手法，加插黑白片段和手搖鏡拍攝，講述五位知識青年大學生，不甘因為文革要上山下鄉，決定逃難到香港打算闖一片天。然而，在港的生活並不如意，沒有落腳之處，資本主義社會與以前信奉共產制度大不同，有人要到工廠打工，與原本理想似近還遠，最終有人成功，有人失敗，對香港感到失望，「唐書璇自幼定居香港，是國民黨軍閥後人，曾到美國讀書，可能因為曾到海外留學，令她以較客觀視野看事情，別的香港導演傾向描寫經濟起飛的一面，她卻沒有刻意美化香港。」
Eric翻閱唐書璇託朋友送贈的《再見中國》海外版海報，由台灣演員飾演的知青們，穿著解放裝吶喊，沒想到一切都在台灣拍攝，拍攝過程不簡單，原來放映時同樣阻礙重重。
「《再見中國》1974年拍攝完成卻無法公映，一直到1987年，才得德寶院線願意放映，放映了一星期不夠便落畫，亦不賣座。」
Eric解釋，上世紀八十年代無法在香港放映，主要因為當時的電影檢查制度，「香港電檢最常說『為免影響與鄰國關係』而禁播，所以很多時電影中，都會以A城、B城隱喻中國和香港，不敢直接言明。」到了後來內地承認文革錯誤，加上九十年代較開放，電影才能見光。
六四後回歸前的政治隱喻
Eric認為，香港素來衝擊政權的電影不多，不過暗藏政治隱喻的卻一直存在。七、八十年代新浪潮電影反映社會的躁動不安，「1980年，徐克的《第一類危險》講述一班廢青想做世界，想在戲院放炸彈（即第一類危險品），可能因為六七暴動後，放炸彈為敏感情節，過不了電檢那關，便把放炸彈改為揸大膽車，連戲名也改為《第一類型危險》，以免聯想起炸彈。」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回歸前影射的不安感更嚴重，九七大限將至，流傳「香港將淪陷」的說法。「許鞍華的《投奔怒海》說的是越南共產黨統治時期，人民生活慘痛，唯有逃離來港，電影無論藝術還是票房也很高，放映時值中英聯合聲明草擬之時，抒發九七前人們不安心情。」
六四事件後，不少電影人很憤怒，「反共」成為了商業電影淘金題材。「當時麥當傑導演的《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正是講六四時黃雀行動，香港支聯會如何幫天安門的學生逃離出國；甚至連王晶拍的《專釣大鱷》也有一個角色嘲諷李鵬。」
他解釋，到了九十年代初政治氣氛漸回落，周星馳無厘頭喜劇流行，但到了九七前，陳果的回歸三部曲《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及《細路祥》；杜琪峯的《黑社會》上、下，已在說幫會有了政府介入，討論香港人如何自處的問題。
當電影業也忌諱
《十年》還有《十年》嗎？
但到2003年沙士開始，電影業步入寒冬，產量不及以前，題材也收窄了不少，直至合拍片開始，要考慮內地市場更是諸多限制。「回歸後至雨傘運動之間，是電影業的低潮，有了中港合拍片後，產量回升，題材卻收窄為武俠、喜劇和古裝，反而獨立電影更敢於講述社會議題，並以眾籌方式拍攝，如《風景》。」
不過他坦言，如《十年》這套議題先行的電影，其實是由獨立電影變成商業電影的特殊例子，「只能在特定時間、氣氛才有其時代意義，當電影業也忌諱《十年》，將來還會否有第二套這類電影，也很難說。」Eric道。
歐文傑：我依然相信，暴力鎮壓不是商業片的禁語
歐文傑是獨立電影《十年》裏其中一部短片《方言》的導演，也是去年賣座的商業片《樹大招風》的導演。游走於獨立及商業電影之間多年，他依然相信港產商業片是有討論暴力鎮壓的空間，「只要有好的故事以及角度，一定會有願意投資的人。」
歐文傑認為，香港並不缺以抗爭為主題的電影。2017年有許鞍華執導的《明月幾時有》，還有趙崇基執導，以六七暴動作背景的《中英街一號》。可是，歐文傑指港產片一向沒有龐大的觀眾羣，電影宣傳也不夠好，即使以史實作題材的抗爭電影也不會如《逆權司機》般叫好叫賣。
「港產片很難與《逆權司機》作比較，因為韓國人本來就很支持本國的電影，例如去年的《屍殺列車》也大受歡迎。」他以《明月幾時有》作例子。那是一套講述1941年香港淪陷後，抗日組織營救文化人撤離香港的商業電影。即使有周迅、葉德嫻、彭于晏等著名演員坐鎮，也沒在社會帶來熾熱的迴響。
「《十年》最初也是這樣的，剛放映的時候沒有人知道這部電影是什麼。」歐文傑指當初《十年》未能在主流院線上映，並非單純是政治因素，因為戲院也有許多商業考慮。「例如他們會跟電影公司簽訂一年上映多少部荷里活大片。而香港電影工業本身不興盛，本土電影自然沒有較高的議價能力。」
對「一國兩制」的一刻懷疑
既然抗爭電影不算是禁忌，那商業片又有沒有「禁區位」？歐文傑指他在六年前編寫《樹大招風》時，當他得知這個題材不能在內地上映後，他是完全沒有顧慮地創作的。
可是，近年香港的社會風氣變得對立，連一個「奪」字也變得敏感，歐文傑說這對電影工業來說絕對不利。
「五、六年前，你真的以為香港什麼也可以討論。怎會想到今天的大學生在校園裏舉一個橫額也會被公審？」最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內地的輿論壓力，竟也回傳到香港，影響本地電影人。
在2015年上映的《十年》，以想像2025年的香港為主題，卻被內地媒體批評為「嚇唬香港社會」的「思想病毒」。電影獲頒金像獎最佳電影後，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兼電影公司老闆林建岳更指《十年》獲獎是電影界的不幸，是政治綁架專業。「不是一國兩制的嗎？我那時是有這一個疑惑的。」
影評人家明：韓戲成功關鍵在於有民選總統
韓國電影《逆權司機》講述1980年光州事件，以沉重歷史作為主線，在韓國卻有超過一千萬人次入場，比《屍殺列車》更賣座，影評人家明看得感動，同時慨嘆道：「什麼時候才有一部關於八九六四的電影？《十年》後香港又何時再有套講雨傘運動的電影？」
曾與香港並列「亞洲四小龍」的韓國，導演敢言，電影題材廣泛，香港電影業卻愈來愈傾向自我審查。他認為，韓國講述民主運動的電影之成功，關鍵在於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擁有民選總統制度。
民主制度
孕育電影新浪潮運動
家明回顧韓國近三十年的電影業進程，與國家政局無法割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韓國電影業出現新浪潮運動，不少導演都有種改革意識。「李滄東、林權澤、金基德等，什麼題材都拍，包括社會低下層的小人物，在父權當道的韓國，也拍攝女性意識題材。政治也不諱言，尤其反映城市表面繁華，人們內心虛空的狀態。」這些導演更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等獲獎，受到國際肯定。
1987年開始，韓國人民可以選舉總統，而2003年上任的盧武鉉最是開明，「他改革電影政策，一來引進外語片，二來支持發展本地電影。」家明說，當中也涉及一宗官司。
1996年有電影公司控告電影審查法例違憲，終於上訴成功，相關審查法例被判違憲，往後電影只能被評定級數，適合什麼年齡人士觀看，但不可規管題材內容，有助電影業百花齊放。
光州事件是集體傷痕
也是商業元素
講述光州事件的電影，《逆權司機》並非首套，盧武鉉執政時期開始，已有電影講述光州事件，家明例舉四套電影都直指政權暴力：
一、《總統的理髮師》（The President’s Barber，2004年），男主角亦是《逆權司機》男主角宋康昊，故事背景是1960年代，講述在南韓總統府青瓦臺旁開店的理髮師，成為了時任總統朴正熙的理髮師，見證朴正熙不斷修憲，連任十幾年的獨裁政權，以小市民看大時代。
二、《古老的庭園》（The Old Garden，2007年），由韓國流亡作家王皙英小說改編，講述一名男教師因為牽涉到光州事件，逃亡到鄉下，與妻子在鄉郊過了一個月平靜生活後，被監禁十八年冤獄，出獄後與妻子陰陽永隔。
三、《華麗的假期》（May 18，2007），1980年5月18日正是光州事件爆發的日子，同樣是以的士司機為主角，一班工人階級為響應民主運動，以武力抵抗，最終悲劇收場。
四、《26年》（26 Years，2012），由漫畫改編而成的盜寶類電影，幾個精英年輕人因為家人都曾受害於1980年全斗煥獨裁統治，決定集合在一起執行一場刺殺任務，以為家人報仇。
「韓國導演處理歷史題材時相當大膽敢言，亦擅長把通俗劇的元素放進去，都是當紅的俊男美女偶像主演，煽情催淚，情節感人。」家明認為民主運動和歷史事件成為韓國商業電影題材，也考慮市場因素，「光州事件對韓國人來說是集體傷痕，從電影回溯慘痛回憶，在商言商也是有利可圖。」
香港電影自我審查
輸給南韓、台灣
家明把台灣與韓國電影比較，兩地都曾經歷高壓獨裁統治，台灣有1947年「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專政，戒嚴、白色恐怖，自從解禁，實行民主政制後，台灣電影業同樣起飛，除了1989年侯孝賢的得獎作《悲情城市》，還有九十年代林正盛的《天馬茶房》，亦是講述228事件。
內地隱喻六四事件的電影，有導演婁燁的《頤和園》，講述1989年一班「北清大學」的大學生成長、戀愛故事，他們參與學運，一車人拉橫額出發，電影被內地禁播；而講述男同志的電影《藍宇》說得更隱晦，其中一幕，男主角去完天安門回來與戀人相擁，暗示他在廣場上見證了無以明狀的悲痛。
「韓國和台灣電影題材開放，敢於挑戰當權者，如果沒有民主制度，說什麼都是徒然！即使沒有政府審查，電影人都會自我審查。」
「你看《十年》即使票房很好，仍被主流院線拒絕放映；《消失的檔案》講述六七暴動，藝術成分高，電影節也藉口技術問題而不作放映，兩套戲都只能作社區放映。」
不少人認為台灣為了經濟會向內地靠攏，幸而台灣電影業卻不見有這風氣，他認為因為台灣的本土市場足以支持電影業，早前他到台北參與《台北電影節》，當中有不少流露反共意識，例如其中一套青春電影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二）》，講一位大陸交換生到台灣書店聽講座，發覺在場的所有台灣人都支持台獨而大感震驚，「台下觀眾看到這幕都笑得很開心，看得有共鳴。」
而另一套名為《自畫像》的電影，故事發生在蔡英文當選後，主流媒體和人們一片歡欣，卻有一班年輕人生活壓抑，猶如悲劇人物，「這些題材都不會在被政府禁播，我看見韓國和台灣都能包容這些電影題材，作為影迷真的很傷心。」家明無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