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分別設有遺體捐贈計劃，中文大學的計劃名為「無言老師」，香港大學的計劃名為「大體老師」。器官捐贈由醫院管理局中央處理，但是遺體捐贈則是由兩間大學各自處理，市民可以同時捐贈器官及遺體，亦可同時登記兩間大學的計劃。
好好規劃 走得心安理得
鍾慧沁是「大體老師」遺體捐贈計劃的執行主任，她笑言自己的正職其實是一個接線生。「我們是少數設有真人接聽電話的機構，不少老人家搞不清楚港大與中大是兩個計劃，甚至有人以為我們同時負責處理器官捐贈。」走在最前線的鍾慧沁，坦言自己身兼輔導員一職，「找上我們的不是身患重病的病人，就是病人的家屬，我除了講解計劃細節，有時也需要開導他們的情緒。」兩所大學在近幾年都大力推動遺體捐贈，今日已經略有成果。中文大學的「無言老師」計劃採取網上登記，登記人數超過15,000人。香港大學的「大體老師」計劃就有超過6,000人登記。「我們堅持採用相對古老的做法，就是郵寄申請表格，收到表格後會於兩個月內寄出遺體捐贈確認卡。不少老人家都要收到實物回覆才覺得安心。」
香港大學雖然早在40年前已經接受遺體捐贈，但是捐贈人數只有零星幾個，醫學院以往只靠政府送來的無人認領遺體。因為有一年出現遺體短缺，身兼計劃項目統籌的陳立基副教授當時決定推出自願登記計劃。雖然今日的遺體捐贈登記數字依然偏低，但是「大體老師」已經開始有「人滿之患」。「我們的儲存庫只能擺放大約一百具遺體，所以不能向登記人士保證。」事實上，「大體老師」計劃已經同時開始提倡身後規劃。「老人家，特別是獨居長者，都希望預備好身後事。我會告訴他們，除了登記成為大體老師，也要另外預備其他的身後規劃，到時候才能走得安心。」鍾慧沁說：「對我們而言，能夠替捐贈者和家屬完成最後的心願，才是最重要的事。」
教授眼中人體充滿奧妙
在陳立基教授眼中，人體是最奧妙複雜的設計，人類製造的機器，相比之下可謂簡陋無比。「人體的器官無論是功能還是排列都十分巧妙地互相配合，內裏沒有什麼可以浪費的空間。」為人體構造着迷的陳立基，在醫學院讀到二年級時主動留班一年，專攻解剖學，之後才繼續醫學課程。畢業後行醫兩年，陳立基又跑去讀一個解剖學博士課程，其後再做了9年骨科醫生。兜兜轉轉，他最後還是決定回醫學院執起教鞭。面對莘莘學子，陳立基也從中看到當年的自己。
回想起第一堂解剖課，當日的情形依然歷歷在目。「當時的走廊比較昏暗，實驗室是一對雙開大門，門上有一片大玻璃。推門進去，才發現實驗室內相當光猛。鼻尖傳來一陣又一陣的福爾馬林防腐味，給人消毒清潔的感覺。」年輕的陳立基步往自己小組的桌子，緊張地揭開遺體的白布。「我記得第一眼看見的是肩膊，皮膚帶啡。」陳立基與同組同學就跟着這副遺體學習了一年。「就像現在的學生一樣，一組人需要互相合作，有人負責看教科書，有人負責揸刀。」
解剖課前後須向「大體」致敬
自從推出「大體老師」計劃後，陳立基決定要讓學生知道遺體的來源。「這個『大體老師』是同學醫學生涯中的第一個病人，有人願意為了學生的教育，將一個人唯一擁有的身體捐出來。我希望學生畢業後，對將來的病人存有敬意。」每個學期的解剖課前後都會有致敬儀式，學生亦需要撰寫反思文章。「有學生剛開始學解剖很害怕，因為未接觸過死亡，亦不知道死亡是什麼；也有學生開始思考，自己能否像大體老師一樣無私。他們開始學懂代入病人的角度來看待事情。
「最難教的東西，不是學科知識。學生都很勤力，讀一次不明白，多讀幾次總會弄得懂。最難教的反而是感受。」當醫學生明白遺體是有心人自願捐出，並不代表他能感受到這個人在生前與家人的關係。「同學明白生命是有限，但他們能否感受到生命的短促？知道一件事與感受一件事，是兩個層次的事。」
現在每次上完解剖課，同學們逐一離開實驗室之後，陳立基看着一副副遺體靜靜躺在眼前，總會重新感受到何謂生命有限。「既然一個人去世後都要火化遺體，回歸自然，為什麼不在學校停一停，幫助更多人成就醫學知識？」陳立基教授表示，他們不會勸喻捐贈，只會分享計劃的理念。如果因為大家對生命和身體的看法不同，他們也會尊重對方的想法。「如何看待生命，是一份很個人的信念。計劃死亡之後的事情，亦代表要計劃死亡之前的事情。人人都知道終有一日要面對死亡，不過是否代表每個人都能夠按此計劃人生？我希望藉此計劃，為香港市民帶來一個反思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