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農曆新年，我跑到《明報》董事長室，向金庸拜年，金庸剛辭去了名譽主席的職位，正在收拾辦公室內的東西，一箱箱書早已紮好堆放一旁，要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明報》，一臉落寞無奈的神情。1995年7月18日下午，我按下港島山頂道一號豪華府第的門鈴，金庸在灑滿陽光的大廳和我說起了創辦《明報》的前塵往事。金庸用江浙口音的粵語說﹕「文人辦報，我大概是最後一位了，香港沒有了，大陸大概也沒有了，黎智英儘管筆寫得可以，但他不是文人。」語氣平淡中帶點無奈，眼神放空，陷入了沉思當中。
金庸主政《明報》三十三年，誠如《明報》董事局1993年12月31日的公開啟事所言：「……查先生一九五九年創辦《明報》，憑其學問修養、道德勇氣和從事新聞工作之經驗，以『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為信條，創造出文人辦報、辦期刊、辦出版社而成功之歷史……」
上一個世紀的報紙老闆，無不以戴上「文人辦報」這一冠冕而自豪，甚至看成是個人辦報成敗與否的最終評價。
指示。（圖片由張圭陽先生提供）
「文人辦報」是中文報業有別於西方報業的一個悠久的傳統。清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後盾，在中國辦起了報刊，宣傳基督教義之外還刊登天文地理聲光化學，兼有歐洲政聞國會議事，讓讀書人大開眼界，從此也知道了西方報人社會地位之崇高及報館對國家的貢獻。甲午戰敗後，舉國沸騰，康有為、梁啟超等公車上書，倡議廣設報館，振奮民心，於是書生以一枝健筆、一顆言論報國之心，重言教而輕牟利，成了「文人辦報」的詮釋。
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及張季鸞以新記公司名義把《大公報》接辦下來，明確提出以「四不方針」為辦報方向。「四不方針」就是「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是吳、胡、張三人總結民國以來在黨爭與軍閥混戰之間報業贏得聲譽的關鍵。《大公報》的「四不方針」，一直受到金庸的推崇。金庸多次高舉「四不方針」作為本人及《明報》的立場：「……報紙的責任，在於一本良心，認為對的就說對，認為錯的就說錯……如果和某一個政黨有了固定的關連，甚至是經濟上的聯繫，那麼決計不可能有什麼公正的見解……不作東搖西擺作牆頭草，那是新聞學中可貴的『不黨、不盲』原則。」（1964年10月13日社評）
《明報》社論激起筆戰
諷刺得很，外界經常指責金庸和《明報》的立場如牆頭草。《明報》在創辦初期，多談港事國際事，對內地持理解的態度，故此被視為左派的外圍報章。1964年內地試爆原子彈成功，連右派報章也視為中國人的驕傲，金庸卻獨排眾議，從反戰立場出發，認為人民窮得褲子也沒有，應先發展經濟，「寧要褲子，不要核子」，以此批評外長陳毅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發言。金庸的立場，10月起受到所有左派報紙圍攻，《大公報》一連多天發表評論，大罵「《明報》的妖言和妖術」、「《明報》主筆的罪惡」等等。《明報》緘默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後，在11月26日起至12月22日的廿七天時間內，向《大公報》發起反攻，以「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為題，提出了廿五個尖銳的問題，包括：「馬克思是中國那一省那一縣人？列寧是中國那一省那一縣人？我們不贊成馬列主義，為什麼是反華反到發昏？」這一系列精采的辯駁，在知識分子中贏得了掌聲。
1966年內地開展「文化大革命」，《明報》對內地有較為準確及大篇幅的報道，在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以至外國報章、外國政府當中，成了權威的、獨立的中國消息來源；《明報》及《明報月刊》則高舉儒家學說，堅決反對共產主義，金庸成了反共的一面鮮明旗幟，《明報》銷量也一躍成為大報的銷量。
1967與《笑傲江湖》
金庸在文革期間（1967年）開始寫《笑傲江湖》，筆下武俠小說人物，處處影射文革，如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好大喜功，沉醉於歌功頌德，教徒們對他的口號式讚美，文革期間內地天天在上演；華山派掌門岳不群，外表是一名君子，實質上是狡猾陰險的小人，這類人物，也很易在四人幫中找到對號入座。金庸1994年與北京大學學生座談時承認，寫《笑傲江湖》時，每天要寫一篇社評和一段小說，社評和報道都是反對「四人幫」和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寫小說時也不知不覺間受到了影響。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案，讓中共進入聯合國，台北的代表權被撤銷。聯合國的決定，對海外華人引起頗大震動。《明報》認為由於中共已取得聯合國的認
可，《明報》從今以後將改稱「中共」為「中國」：「……對於北京政權，本報一向稱之為中共，但如聯合國正式接納其為會員，我們以後就改稱之為『中國政府』了。」（1971年9月27日《明報》）《明報》的這一連串的動作，引起了左派和右派的攻擊。
1973年，台灣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接見金庸，1981年，北京領導人鄧小平接見金庸，1984年，金庸見了中共總書記胡耀邦，1993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見金庸。香港以至海外報人當中，如此頻密地獲得海峽兩岸最高領導人接見的例子並不多見，足以反映出《明報》的影響力。步入八十年代，金庸被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以金庸為首設計出來的香港政制發展主流方案，飽受右派、香港大多數民主黨派及部分大學生的攻擊，甚至在報社門前火燒《明報》，認為金庸立場保守左傾。
民國時期資深記者卜少夫對金庸的政治立場曾點評為：「說他風派也可以，基本上他還是中國人的立場。」金庸在九十年代中對筆者說：「我的立場，就像一雙筆直的筷子，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桌上擺放食物的圓盤。」圓盤不斷的旋轉，改變的是圓盤上的食物。金庸說這話的時候，頗為滿意自己的這番解說。表面看來，金庸言論時有牆頭草的表現，深入研究，那真是他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的策略性發言；骨子裏金庸是有中心思想的，也有堅定的立場，那就是以孔、孟儒家的「忠恕仁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不偏不倚、中庸之道」為主軸，加上對莊子、道家逍遙自由理想的追求，還有對羅素反戰思想的追隨。
金庸既是「文人辦報」，自也有「文人辦報」的局限，那就是只罵宰相，不罵皇帝。對國民黨也好，對共產黨也好，金庸的筆鋒，只會放在蔣經國和毛澤東身邊的人，是宰相誤國、宦官誤國，金庸也像歷朝歷代的士階層，絮絮不休的婉轉向領導人進諫，把希望寄託在領導人身上：
「《明報》以前對中共的政策猛烈抨擊，近年卻讚多彈少，並不是《明報》自律了，而是中共改變了，所以《明報》對中共的批評，也變得比較『溫和而婉轉』。」（1986年1月28日社評）
八九六四事件後，金庸把希望寄託在鄧小平身上：「中國的政治前途決定於一羣八十幾歲的老人們鬥命長，原令人感到悲哀……香港工商界期望，在這場中國政界的長命大比賽中，鄧小平能鬥贏其餘的眾位元老。」（1989年8月6日社評）
金庸誠然是香港地區最後一位「文人辦報」了！金庸之後，固然有辦報成績不錯的報人，但他們是商人，是企業家，或許經營有術，但筆下無文采，也沒有辦報的豐富經驗，無以讓報社同仁折服；或有文筆學養，卻無愛國熱忱，無以言論報效國家之心，也受不下這冠冕。
上世紀畢竟過去了，「文人辦報」的年代也過去了，金庸辦報寫社評的一枝筆，完成了歷史任務，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供傳媒人汲取養料；金庸的另一枝筆寫武俠小說，筆下的主角， 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拋頭顱、灑熱血，轟轟烈烈，寫出了全球華人知識分子心中的烏托邦。
Profile
張圭陽，資深傳媒人，香港大學博士，曾在《明報》、香港電台、無綫電視、傳訊電視任職，亦曾在香港及內地多所大學兼任教授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