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途談判前夕，中英各自拉攏傳媒，知識份子大報老闆查良鏞是雙方寵兒，常接觸英國政要和大陸高層。會見鄧小平後查良鏞更化身大好友，在坊間一片疑懼中不惜以聲譽做籌碼斷宣揚樂觀信息，呼籲港人擁抱既定現實、信任開明領導，繼續生金蛋保持對中共利用價值。
鳳凰衛視 明月照我還 — 鄧小平與香港名士(四)(2017年6月29日)：
「金庸訪大陸時香港問題已提上日程，鄧小平希望金庸發揮作用。談話後負責港澳的廖承志向金庸傳達，保持香港繁榮不是權宜之計，希望港媒多宣揚北京立場政策，金庸也表示有責任通過報社做有利香港繁榮穩定工作。隨後大陸官方安排金庸一個月全國考察，回來後金庸說對整個中國樂觀，讚成中國實行開明社會主義，比香港完全放任資本主義社會極度貧富不均更公平合理。」
徐忠友(作家)：「他說現在剛起步，但鄧小平領導下中國正走陽光大道。」
張圭陽(2000)《金庸與報業》頁192–196：
「八十年代在香港擁有大量知識分子讀者、在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當中享有崇高聲望，又為海峽兩岸領導人所閱讀的《明報》，是港英政府爭取的對象…在中英正式展開會談前夕，港英政府頻密地安排了英國國會議員及英國政要到香港訪問……在香港報人當中，《明報》社長查良鏞是經常被邀請出席與英國政要會見的。《明報》於1981年2月20日率先提出……中英的談判不出以下三個內容：一，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二，香港現狀不變；三，中國如決定收回香港，應在15年之前通知英國……《明報》社評還有一個基本調子不變，就是樂觀的語調……在1982年10月港元初現危機時刻……《明報》社評說「局面困難，我們樂觀」……查良鏞再一次拋出《明報》在六、七十年代積累的聲譽作為籌碼…」
1982年10月27日明報社評：
「港元不斷下挫，雖說經濟不景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誰都知道，大量市民把存款改為美元……是不可忽視的因素…這種心理是由對香港政治前景的擔憂發展而成的……許多讀者說，關於香港的前景，左派報紙完全不表態，其餘所有的報紙之中，『明報』是惟一表示十分樂觀的……本報估計，所宣布的一定是好消息…我們對世局的觀察，過去二十多年來，基本上並沒有使讀者失望。這一次事關重大，又涉及自身，沒有理由會看錯了的。」
到1983年底中英談判僵局，查良鏞在12月15日社評以小說人物楊過比喻港人失落，勸大家放低各種幻想，包括無條件續租、中英共管、聯合國代管、全民公投、買島建新香港等，認為最重要是中共守信，對統一台灣做示範：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鷄』、『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但時至今日。我們已可比較冷靜的正視現實，過去的許多幻想都應當消除了……」
1984年1月8日社評推測英國在主權治權上讓步，強調港人所盼「維持現狀」不一定包含英治，潛台詞是中共接收也可維持原有生活：
「所謂『維持現狀』，主要是指維持現在的生活方式，不一定維持現在的一切，包括維持現在的英國殖民地政府。事實上，任何事情不斷在變，真正的『永遠維持現狀』是決不可能的。每一個人都在一天天成長，一年老於一年，自己的現狀就決不可能維持……」
翌日社評分享自保之法乃避免實行「真普選」，認為會損商家利益，明言若香港無利用價值，北京就不會容忍港人自治：
「如果根據一人一票、真正民主的方式來選舉……民選政府勢必實施大量福利制度，干預大企業、銀行、工廠的經營。於是不可避免地，香港對於中國的貢獻由大至小、由小至零、再成為國家的負擔，於是特別行政區撤銷，港人治權結束，民主政治的試驗無疾而終。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但當我們成為中國的負累時，中國必定不可能長期容忍，聲必會結束香港特別行政區這種『特別而無益』的行政狀態。因此，實際上大概行得通的方式，或許是『協商制』……將來的立法議會由香港各行業及各界協商產生……協商推選出來的議員與市長，再經由中央政府作形式上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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