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媒人到小說家，陳冠中的身份似乎由混雜慢慢走向明朗。但小說本身，是否解讀陳冠中作品的唯一途徑？那當然不是。回溯陳冠中個人經歷的轉變及作品題材的改變，我們可以讀到陳冠中作品更立體的一面。
1952年在上海出生，1974年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在波士頓大學進修新聞學。陳冠中的背景，是一代香港知識分子的典型。他曾自言在大學時代已是「大雜燴」式的那種人。在1971年入讀香港大學時，歐美六十年代文化大潮的影響已漸消失，雖然仍是在火紅年代，但以陳冠中自己的經驗來說，他當時入住的利瑪竇宿舍，參與過最大型的社會運動──保釣，連他在內也只有三個人參加。他自言，理出清晰想法是在波士頓大學讀書的一年，因為當時波士頓大學吸納了許多被哈佛和MIT趕出來的教授，「我覺得有理想去改變世界就在那兩三年」。
雖然他曾為《The Star》的記者，但他真正為人認知，應從1976年他與丘世文、鄧小宇及胡君毅等人創辦《號外》雜誌開始，從此多有介入香港文化的不同範疇。如於1981年起，他就開始參與了電影劇本創作，1982年時寫成的書籍《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更在台灣一紙風行。到了1984年，就以編劇身份交出了《等待黎明》。
1985年之後，他擔任電影策劃，在巿場需求下，開始在不同範疇游走。踏入九〇年代，穿梭於香港、台北和北京之間，亦曾擔任《讀書》雜誌海外出版人，期間只有零星的小說創作。到了2000年，他定居北京，專注小說創作。
在北京定居後，陳冠中花費多年，到2009年才交出第一本長篇小說《盛世》，及後又以穩定速度，交出了《裸命》和《建豐二年》，這三部長篇，被稱為「新中國三部曲」。
讀懂一個地方不能靠三言兩語
在2014年，他成了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在演講裏，他提到「對現在這一代，多少有點愧疚」，後來，他又補充說，「我這一代香港人，即嬰兒潮那一代十分幸運，但其實又未必需要道歉或內疚……我們的同代人，在大陸在台灣就有完全不同的命運，不能說我們這代人比其他地方的人能幹。那不是他們的錯，我不認為他要向人民道歉，只是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幸運的一代人，未有太多人能在賺到資源後回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但陳冠中這例子，卻能在晚年以早年想望的小說創作，作為他安身立命之法。
搬到北京後，陳冠中的作品無論是篇幅與題材，與他早期的小說大為不同。陳冠中在大學時開始寫作小說，1978年出版了短篇小說《太陽膏的夢》後停寫了廿年，到1998年回歸之後才完成首篇中長篇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講述一個擅長當專業代理的香港人故事。這兩篇作品，加上2003年的作品《金都茶餐廳》，即為他的香港三部曲。
這三部作品所以經常被提及，重要原因之一是陳冠中擅長將大量文化符號放進小說，讓讀者有極多的解讀空間。這讓他的作品特別容易在知識分子之間被提及。而香港三部曲，其實就是將香港四十多年來的三個階段以小說形式呈現。《太陽膏的夢》的青年迷惑、《什麼都沒有發生》的發展迷惘、《金都茶餐廳》的整理自強，很容易就被視為香港的寫照。
到了他的新中國三部曲，不但篇幅較長，同時也呈現出一個更宏大的世界觀，而那世界觀，其實也是以中國知識分子的角度出發的。陳冠中曾言香港文學，應當放在華語文學之中，而唯有真正走到中國內地生活，才能若干程度地了解中國，知道這國家之複雜，任何個體都未能全盤理解。
「當愈來愈理解現實的複雜性，我選擇寫作，說真話。從政的話，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從政要考慮大眾想聽什麼，寫作就不需要。當你要考慮有沒有人聽你說話時，你說的話就會不同。我只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2015年時，他曾對我們如此說。
陳冠中的「新中國三部曲」，《盛世》出版後於中國被禁，《裸命》、《建豐二年》則未能在中國出版。
（部分圖片：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