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月娥於公開記者會上向公眾講話，說香港目前的示威者不介意摧毀香港的經濟，他們是一羣沒有社會地位的人（They did not mind destroying Hong Kong’s economy, 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說話後來引起眾怒，大家想不到一城之首，心底竟認定與她對抗的只是一羣沒地位的人，並藉以此簡化人們上街的決定。
那句have no stake，俗些來說，是指社會無示威者份——雖然難聽，某程度上卻可能反映出她的內心：大部分人在香港生活了十幾年，又或是幾十年，除了上班，月頭月尾將薪水奉獻給財團和大地產商，收工都是回家坐在正播無聊節目的電視機前，開罐啤酒，默默攤唞一下。對於政府施政，民不聊生也都慣以噤聲，生活過得無權無勢，生活剩下勞動，就似昔日的佃農。
這裏的人年中無休，密密搵，密密做，密密付出，也默默無聲。好些人甚至不受基本勞工權益保障，什麼有薪假期、有薪病假、有薪產假、長期服務金和公積金，他們全都沒有，同時亦要面對被即時解僱的風險。過去，這羣人多為需同時照顧家庭的已婚婦女，以接受剝削換取彈性的上班時間，然而這樣零散工人日趨年輕化。他們只得二十來歲的人，在社會難尋立足處，亦無可盼的未來。他們乾脆將事業、生活與未來一併零散化，不再去想此後有沒有晉升機會，受不受勞工權益保障。他們把心一橫，放棄穩定的全職工作，投進零散工之海。
在海裏，他們拋棄了特首所說的「社會地位」，成為離岸人；但是，他們以此尋找作為個體的自由。
零工經濟 是一種壓迫還是一個烏托邦？
據香港統計處資料，2009年有近十五萬人從事部分時間僱員，當中包括兼職工、臨時工、合約工，共佔整體勞動人口的5%；至2017年，政府數據反映這批兼職工、臨時工和合約工人數大增，若再加上自僱人士（包括自由工作者與創業人士），總人數高達七十九萬人，佔整體勞動人口22%。
其中的兼職工於幾年內由十四萬人左右增至廿一萬人。這些人，社會給了他們一個名字，叫零散工，但他們叫自己各式各樣的名字，如炒散、兼職（part time）、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與多職工作者（slash）。
這班人因為不同的原因脫離了工業價值中的全職作業，在《零工經濟來了》一書中，作者Diane Mulcahy提出「零工經濟」一詞，指出社會之所以興起零散工，是因為在當今社會中，全職工作崗位正快速消失，全球愈來愈多的勞動者認同彈性而自主的生活，並進一步思考工作的意義，正好他們遇上科技發展和社會變化，不同的工種開始被拆件、外包，然後重組，亦剛好把這一羣人從固定的工作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可以重新操控自己的時間，重建自主生活，發展個人志趣與事業。
然而，零工經濟得到商家支持卻不是因為商人們認同勞動者需要自由與權利，而是資本家經過計算，發現僱用一名全職員工成本比僱用一名獨立勞工多出四成。亦就意味零工經濟不光指向一些美麗的詞彙，如自由、自主和彈性，同時也暗示着自由所需付出的代價，包括欠缺社會保障，月薪浮動和或會成為被政府一直忽略的N無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