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軒 十九歲
2016年旺角騷亂 被控暴動罪 判入教導所三年
今年7月17日，暴動案進行審結。法庭內，擠滿了記者與旁聽人士，廿五歲的沈泰鋒坐在律師席上，不停抄寫筆記，一直沉住氣聽着判詞：「即使疑犯沒有做過敲打磚頭的行為，但手持玻璃樽，已代表有惡劣或粗暴行為。明白第一被告非現場拘捕，單靠衣物難以肯定被告就是相片中的疑犯，而且一直戴有口罩，以容貌確認身份並不容易，故從衣著上觀察也必須非常準確……」
直至法官宣判第一被告楊子軒的暴動罪成立時，他頓時抬起頭，望向犯人欄的當事人，「大家你眼望我眼，有種男人說不出的心酸。」
沈泰鋒說，他是第一被告的律師行代表，更是對方的好友。「十多歲時，大家在旺角洗衣街公園認識，這幾年一起落機舖打機，見他的時間比見自己阿媽還多。」
在律師行擔任訴訟主任的沈泰鋒對判決感到失望，好幾天都未能平伏心情。過去，每次下班，慣常會到附近機舖打機減壓，通常，都會在場內的另一角落遇見好友楊子軒。「有時他帶着女朋友，走過來，看着我打機，會覺得他有點煩，可是，今天只有自己一個人，反而不習慣。」
批准朋友探監
是一種「恩賜」
8月7日，法庭判處楊子軒入獄三年。由於他年紀只有十九歲，被安排在歌連臣角懲教所服刑。沈泰鋒獲知，暫時只有父母獲准前往探望。
「他的女朋友知道無法探訪，連續哭了幾晚。但翻查法例，並沒有說朋友不能探望在教導所的囚犯。」他說：「這沒有理由，這是基本人權。」
好友入獄後，他以工作身份繼續跟進好友的上訴程序。他曾致電教導所查詢朋友不能探訪在囚者的原因，接聽的值日官答，朋友探訪是一種獎勵性計劃，要視乎少年犯的行為表現，可有悔改之意，觀察一段時間，才決定是否讓朋友前來探望。「有沒有知道要多少時間？」他問。「說不定。」值日官答。
沈泰鋒一邊擔心好友在教導所的情況，一邊廂在忙於為軒仔申請上訴保釋。
他說，目前要重新申請法援。但有別一般裁判法庭，高院擔保只有兩個情況受理，其中包括要有一定程度的勝算。目前他擔任義務律師行代表，負責行政決策，文件、當事人的指示（如是否認罪）以及搜證。
「困難的是，首先要寫出好有把握的兩個上訴理據，需要看大量文件，涉及十八日的審訊資料。幸好我有由頭跟到尾，連續十多天，在庭內抄寫筆記，如記下法官指出什麼，開庭引用什麼案例，等等。因大律師在盤問時，就是我們在作記錄不停抄寫。制度上，我們替當事人遞上黃紙，即如果當事人不同意大律師的理據，我們協助提出指示。」
有些人因沒錢打官司而認罪
沈泰鋒從未為一單案件如此上心，為了替好友整理上訴理據，他一直很忙。「8時後律師樓沒有冷氣，就到外面快餐店或自修室繼續看資料、做筆記。」
義務大律師現在已經找到，不過，高院上訴的保釋金大概要幾萬元，還在籌集中。「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去打官司，我們抗爭者，只能靠法援，或自己貼錢去打官司。政府開支不必封頂，法援則有，這已經不公平。香港法律竟然要用錢去維護！有些人因沒有錢，或者承受不了漫長的審訊壓力，選擇認罪，這真的十分無奈。」
審訊前，記者曾跟楊子軒見面，當時他對案件充滿信心，沈泰鋒坐在一旁，憶述好友當日被捕情況。「當時不知他到了哪個警署，不停致電找他，原來警察已經在落口供。他一直不認罪。」
「非法集結」變成「暴動」
過去一年間，楊子軒平均一個月要上庭一次，原本被控非法集結，後來，律政司改以暴動罪作出起訴。「幾心酸，行動明顯沒有部署，平日的大年初一也有小販擺賣，警察突然要驅趕小販。」
他說控罪改變，法律上的處理便明顯不同。「非法集結歷年有案例可參考，但暴動案，翻查案例只有六七暴動和喜靈洲暴動案，暴動案中『破壞社會安寧』涉及的法律觀點，其實沒有人知怎樣打。案件有大量短片，連大狀也在庭上說，看九十九天也看不完，所見的畫面大都不清楚，楊子軒的案件在正審前，也未收到指控他在現場的截圖。」
沈泰鋒自稱是 90 後法律界人士，參與佔領後，也曾參選土瓜灣北區議會，落敗後繼續協助受重建影響的街坊，處理他們的樓契問題。「公公婆婆獲得的補償，不足以買對等樓宇。有些說，只能等死，因個個月交租，積蓄很快用光。」
他說自己小時候沒有想過從事法律工作，「本來不是神聖理想，但愈做愈喜歡，老套點說，就是喜歡幫人。打甩一場官司，當事人對你喊，對你笑。」他坦言，上庭前會失眠，「好似我要去坐監多過佢哋」。
偷竊犯罪掩蓋不了救人良知
他說，自己的故事有點峰迴路轉，「我就是外界標籤的MK仔，打機又俾人話，去網吧又是廢青那種。不過，我們真的喜歡旺角這地方。」他續說：「中一至三不愛讀書，我曾經是乒乓球校隊，但因女朋友而放棄。」分手後意志消沉，沉迷打機，搞到阿媽要帶他見社工，後來還要入專門幫人戒除打機癮的夏令營。可惜，他還是戒不掉機癮。「後來玩《逆轉裁判》，玩法要搜證舉證，覺得有趣，於是決心入行。」
他要求自己一周看一本法律書，「我用一個聽書的app，一路行街一路聽書。我英文比人差，讀書也不算叻，行內待遇差距極大，我人工低得幾乎沒有底薪，要兼做派傳單幫補生計。」
他熟讀案例，將勤補拙，說自己雖記不下案例的編號，但在電腦輸入關鍵詞，總能找到要找的案例。他即時在電腦輸入「技術性襲擊」幾個字。「2013年七一遊行的紀鎮基口哨襲警案，被告在警員耳邊大聲吹口哨被判襲警罪成，判監六星期。判詞認同聲音足以構成襲擊，我沒想過會這樣。如果毋須身體接觸而能構成『毆打』，隨時『人哋叫你收聲，你唔收聲都係毆打』。」
他說，示威者想表達訴求，已經不知如何是好。「你沒有帶武器，吹口哨都可以襲警。其實，法律背後的意義是公義。意大利有個著名案例，有人在街上暈倒，有路人先拿走他銀包內的錢，然後致電救護車，後來他被控偷竊，不過最後無罪釋放。法官判詞說：寧可放過一個小偷，也不想助長日後的人不召喚救護車。」
社會現時就政治檢控引起討論，他引述評論員褚簡寧說法，指政治迫害只會發生在由獨裁者或非民選領袖統治下的不民主社會。
不過，他補充：「香港雖有民主社會之名，卻無民主之實，香港特首是小圈子選舉的產物，『真普選』從沒存在。法律在此情況下變成調整民主和自由的工具。這也是 rule of law 和 rule by law 分別的體現。」
90後感到被「屈機」
心灰意冷
「香港是個好弔詭的地方，我們是最慘一羣，總覺得上一代的議員留下一個爛攤子給我們。公民抗命試過，溫和的也試過，作為90後，對我們也有衝擊。
「香港就像晚清改革，有個清朝制憲、皇族內閣出來，即是『假普選』，你要就要，唔要就算。香港人比較斯文，佔領只得四、五成人支持，也不是社會壓倒性的聲音。佔領之後，延續到現在，你再說示威、集會，已經無咩人去。」
政治冷感，許多人抱着「事不關己」的態度。「被DQ的議員，選票有二三十萬，但反DQ集會只有幾百人去。唯有推論，大家已經灰到唔想去：我集會有咩用呢？好多人講話，法律界要守住，因社會仍可透過法律尋求公義，但政府還有一個絕招，叫釋法。好像打機，唔夠打，改了條文和規則，我們90後叫這做『屈機』。
「我本身不是港獨派，但立了《23條》便無得講，講完會被拉。香港還有什麼出路？港獨是不切實際，是的，但是香港整個局面都是不切實際，每一件事都不切實際，你說要修憲、要真普選，現在樣樣都不切實際！
「你問我，會否突然爆一場革命出來，好難再去講，我都好迷惘。再看現在的00後，擺到明，好激的政治，他們根本不會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