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7樓門外耳傳四名議員被DQ的一刻，女議助聲淚俱下，當中有姚松炎的議助蘇文英。
「那一刻好傷心， 我未試過有這種感覺，可能戰爭先有。當你為件事好，你諗唔明，錯咗啲乜嘢？9個月以來，投票權你（立法會）計算，出席你又計算，咁點解要追溯議員的人工，咁我哋係咪黑市勞工？」顯然，眼淚不是為失業而流，有種筆墨難以形容的不忿。
被DQ後，蘇文英在網絡留意到一些言論，內心仍難掩在議會的餘溫。「我綜合有些人的言論，你哋『玩嘢』，之後『籌錢』，其實理唔解9個月嚟，我們做咗啲乜嘢……」80後的蘇文英大學時讀東亞及東南亞研究，畢業後在NGO工作，關心農業生態與環保議題。人生第一次進入立法會工作，不懂議事規則，不熟悉媒體，縱使姚松炎有官司在身，去年底仍決定加入姚辦團隊工作，擔任高級項目幹事。
「學睇文件質詢，學即時回應，落現場調查……」，蘇文英回顧七個月的工作，落村考察，查地主找出糾紛源頭，調查打鼓嶺堆填區滲漏問題，前議助的工作似記者多於安排記者採訪。
「只是有沒有心去學，之前議會『沒政績』，唔代表唔得。」這是很多年輕議助的心聲，他們展現年輕議政的能力，而這種政策研究新氣象，蘇文英說證明政治與政策的關係，有時是可以切割。
議助的訓練
姚松炎教授被DQ的前後，一再重申「不擅政治，學術研究講求獨立」，無意組政黨。入議會半年，蘇文英接受也是一種非政治的研究訓練。
「姚教授一直強調，政策研究非一種情緒宣洩，令社會、政府與其他政黨共建多贏局面。」姚教授身體力行，落村考察查地契，亦偕議助見官員。
跟官員接觸，蘇文英感受很深，政治與政策有時有非對立的一面，例如一次與官員茶敍，蘇文英說在研究日本的里山資本主義，官員說政府也在研究。不過，政策涉及政府內部的政治，事情變得不簡單，「你以為政府無興趣的事，政府中層有人感興趣，奈何總是被更高級駁回。」蘇文英嘆息，這班有心的公務員，永遠不在公眾視線。
很多人懷念以前在議事廳唇槍舌劍的年代，蘇文英在議會學質詢政府部門，不單是靠口才，要用實在的Data。她入議會第一單接觸議題是老人院舍，全無概念，於是努力做老人院分佈，發現市區與新界不均。「八十年代的新發展區老化加快，像沙田的中產社區，不單是老人院，政府也要想想老人政策。」
入村找真相
這半年間，蘇文英做了以前政策研究不會做的事。姚辦收到沙螺洞村民的求助，姚跟蘇文英落村了解，發現政府當年做中間人收地，交給發展商，發展商承諾建100間村屋賠償，計劃最後告吹令村民憤怒。蘇文英入村前查了地契，還是戰戰兢兢入村，「因為我不能只信地圖與地契」。
及後胆子大了，蘇文英到打鼓嶺堆填區，發現有銹水滲漏，嚴重污染下游農田，加速棄耕，「依家河非河，係一條渠」。「在堆填區耕種，在技術上是可行。但生態復甦，是講求環境物種，生物共存。堆填的水令物種不能生存下來，維持不到生態友善。」蘇文英擔心，坪輋打鼓嶺將成為第二個新界東北，農田受污染，村民年紀老邁，只能妥協，政府之後發展一個「生態不友善」的新發展區。
人、組織、氛圍
蘇文英話語間有不同議題，每次轉話題，她無意說「如果有時間」，最後總是「但我們沒有公職去做。」說到底，內心仍然有團火。
「人生低潮再做起，我習慣了。但這個是關乎社會福祉，我唔知議會有幾多人還會用我哋（姚辦）啲嘢，入面有幾多議員會睇。失落三年，如果換轉係衰人，可以做很多嘢。」
蘇文英口中「衰人」，她說已不是個別一個人與團體。「以前係一個組織，現在係整個社會氣氛，好像時時刻刻監視住你，好似你做人已經係犯法咁。」DQ事件後，蘇文英認為行政立法社會的關係重新定義，跟以前理解的香港有點出入。
再入議會嗎？「要睇老闆，如果可以給我一種政策研究的實際工作，咪做囉。」人工再高也不幹？ 「呢份工，人工唔高架。」
被DQ後，姚教授自付議助一個月薪金，蘇文英無薪替姚教授花半年研究日本的里山（Satoyama）倡議，在香港永續型社會生態的可能性。「我只信真的東西，就係咁簡單」，蘇文英說她這一代在這樣的香港成長，堅持也為了這種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