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在旺角佔領區，有一個神高神大的人，無人不識，人稱「美國隊長」，後來更有支持者給他送來防禦裝備:護腕、護膝、頭盔。他一個人站在路障前，作為第一道人肉防線，怕學生被蠱惑仔搞。其實有時他也會感到害怕。他堅持站在那裏，而且堅持不用武力還擊。「佔領要塞，是爭取真普選的籌碼。」
「美國隊長」容偉業，終於被香港警方拘捕，控以兩次普通襲擊罪。
「有人來拆路障，我攔截時碰到他們，可能我技巧不好，但事件不嚴重，要求不提證供起訴，罰一千元，沒留案底，但要守行為，禁足旺角。損失的是，過去一年不能定期參加『鳩嗚團』，有時參與光復行動或反水貨，大家也叫我不要站得太前。」
他說，站得前的素人，因為不會退守，最有機會成為被拘捕的對象。「明星學者被拉無所謂，愈告愈多光環。黃洋達被拉多次也沒事，拉N次也不怕，拉完放，費事告。普通人被拉就麻煩了！」
變身好勁其實是普通人
「每天要回去警署報到，返唔到工。」等到15年10月他找到速遞工作，今年3月轉做保安。
「試過應徵工作，面試完，對方知道我是佔領的人，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於是我又再找另一份工。」
今年大年初一，容偉業的禁足令已解除，再次踏足旺角，未料原意來撐小販的行動，為他帶來了一項名為「暴動罪」的控罪。警察突然上門拘捕。「那時我跟嫲嫲正在吃下午茶，她好驚。」警察逐一檢查他家裏用品，「和朋友吃飯的私人生活照也看過」，然後帶他到青衣警署落口供。「擔心是有，但也預了。政府庫房有錢，可以跟你玩，政府當你是罪人，但我認為有罪的是政權。政權任意踐踏人權和人性，向權貴傾側，不把市民視作尊貴的人。」
他說自己常被人用粗口指罵。「香港人，好市儈，利字行先。我不是吃政治飯的人，變了身，好勁，平日只是個普通人。」
他不覺得付出了自己不能承受的代價。「做得幾多得幾多。警察有些當然不好，不過許多警察也是打份工。他們成為磨心，但也要吃得鹹魚抵得渴，不要怪其他人，要怪就只能怪當權者。」
公權力需要制衡
執法機構在面對大型羣眾政治訴求時，是否有合適指引？
法政匯思成員石書銘大律師表示，立法已有個平衡，《人權法案》和《基本法》，賦予市民有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市民不是沒有任何限制，比如若影響國家安全，或者影響公眾安全、公共衞生，也有法例加以規管。「香港人權法列明，警察要執法的話，他們不能因這班人妨礙社會運作，就把他們當作暴徒。即是說，警察執法，也不能凌駕人權法案，凌駕國際認可的一個標準。」
他曾擔任不少社會運動參與者的辯護律師，發現近年許多案件顯示，法庭不能信納警方證供。「去到檢控的一刻，那些被捕人士，對警察的不信任，充分表露出來，因為看到了警察的口供。你為何這樣來說?好生氣。法官也曾就某個案措詞強硬，直指警方有妨礙司法公正之嫌。在這些情況下，你叫公眾如何相信警察?還有朱經緯（退休警司被指揮警棍攻擊途人）事件，錄像中看到證據確鑿，過了五百多天，還未作檢控。你認為檢控示威是合符合公眾利益，但不告朱經緯又如何符合公眾利益?好難怪市民認為警察偏頗。」
他說，個別警察參與誣捏，更陷法庭於不義。因檢控決定落在律政司頭上，是按警方的口供紙和搜證，來決定是否起訴。在法庭亦只能看證據。「法庭通過主控官盤問來尋求真相，但有時真相未必出來，只能根據證據作判斷。」
(右) 石書銘指出，警察執法， 也不能凌駕人權法案。
政治訴求不是蠱惑仔
近年出現的問題，反映警察在社會運動上的政治取態。「認為示威者出來，是行使權利，或是認為他們出來是搞事，是會擾亂公眾秩序，是兩種心態。如果抱住後一種 mentality （心態）來執法，警察好難說政治中立。」
在民主國家內，政權可和平替換。「民主政權，人民有不滿，可通過選票有效反映，但在專制的政權統治下，警察一定會代表政權去打壓反對聲音，這裏的警察很難政治中立。」
他表示，這是法治概念的分歧，在真正實行法治的地方，當權者也要接受法律制裁，甚至法律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對權力作出規範，以防濫權。「大家理解法律的尊嚴，就是規限權力的運用，所以有司法覆核。但現在一般人所說的『依法治國』，掌權的人是以法律作為工具去管治人民。」
他補充，涉及社運的控罪，要從社會環境的 context（上文下理）來看。「雙黃線泊車也不一定告。律政司作起訴時，有責任考慮什麼是符合公眾利益。而且政治訴求案件，不像強姦、非禮和爆竊那種罪行，他們出來示威，不是蠱惑仔，你說他們犯法，除非是擾亂秩序時，令人害怕他們會進一步傷人，或破壞財物。不能單單看他們做了什麼，而要考慮整個社會環境，包括掌權者的權力行使，市民對權力的行使，中間需要拿捏平衡。我們要問：社會上是否有足夠機制讓民怨得到有效的宣洩?掌權者是否有足夠的問責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