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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10月31日,三十四歲的德國教會司鐸和神學教授馬丁路德(1483–1546)在當地教會門前貼上《九十五條論綱》,列出反對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點,徵求學術辯論。
五百年前的那一天,引發了宗教改革,同時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當我們回望馬丁路德的一生,很自然會想到他的同代人。1517年,移居法國的達芬奇正在研究設計一條驚世駭俗的雙螺旋城堡樓梯,佛羅倫斯的米高安哲羅正為一個建不成的聖老楞佐大殿的立面而煩惱,回到波蘭的哥白尼已經寫下了「日心說」理論的最初手稿。
地球另一邊的中國,明朝正德十二年(按:正德皇帝就是戲曲中《游龍戲鳳》的那個經常微服出巡下江南把妹的小伙子),江南才子唐寅(伯虎)不想受政治牽連,裝瘋賣傻,繼而避走蘇州,一代大儒王守仁(陽明)正在華南地區平亂。
當宗教改革的思想及印刷術在歐洲開始傳播時,中國經歷正德之後的嘉靖中興,中國出現了反對程朱理學的陽明學說,陽明派弟子李贄(1527–1602)甚至直指程朱理學是「假道學」。李贄反對盲從,強調尊重個性,斥責道學家其實是「口談道德而志在巨富」的衣冠禽獸。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最後一章專論李贄:「李贄的悲觀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馬丁路德死後二百年間,培根、伽利略、莎士比亞、洛克、牛頓、伏爾泰、盧梭、瓦特等人橫空出世,每一個人都影響了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在中國的這段時間,我們出了幾個重要的、發出孤憤的文學家,以及幾個以「傳統」作為幌子實行專政的皇帝。歐洲長出了叢林,中國長出了什麼?
五百年前,如果德國的馬丁路德碰到中國的王陽明,他們會有怎樣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