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生會源遠流長，是本地大學中最早成立的學生會，自1912年起便一直在常務、校務及外務上為同學發聲。其格言「團結一致，獨立自主」亦是歷屆學生會內閣追求的目標。
今屆「星衍」內閣亦不例外。「天高夜嚴，星光傲衍」－這是今屆學生會「星衍」之名的由來，意思是一顆星星的光芒看來微弱，但星羣的光可照遍最黑暗的夜空。
雨傘運動之後，學生會經歷退聯，在學運低潮肩起學生會會長重任的黃程鋒是港大法律系的一年級生，在過去的一年只是新鮮人，但仍積極參與學生會事務，短短時間即加入評議會，成為一名普選評議員，現在更搖身一變成為學生會會長。黃程鋒與他的莊員希望港大同學能成為星宿，在沒有星光的晚空下照亮港大、香港的前路。「星衍」的兩大原則，一是堅守香港的核心價值，二是追求本土利益優先。在參與社會事務上的考慮亦同樣如此。港大再一次由「本土莊」作主，黃程鋒的言論備受關注。
「在成為普選評議員期間其實並無打算入中央幹事會，更無打算成為會長。」黃程鋒坦言，「但如果我不上，未必有一個更加適合的人上。」抱着「當仁不讓」的心態，雖然黃程鋒只上任了短短兩個多月，但對餘下的任期仍充滿信心。
學生會仍舉足輕重
雖然大學生開始批評學生會只顧外務，過份政治化，學生對會務冷淡，更遑論在社會議題並肩抗爭，但黃程鋒視學生會對校內校外都具影響力的組織。他認為，在校內學生會不但要為同學爭取最大利益，亦需要去平衡不同屬會之間的利益。
「在校務議題上，即大學事務上，應要有一個組織代表同學的意見，因為同學間有不同的意見，因此便需要一個組織去代表同學們，才能有最大的議價能力。」在校外，學生會更是大學生責任的體現，「從大學生的責任或應做的事發展至學生會應做的事，即是在一些社會議題上代表同學們的看法，因為我想大學生需要關心社會或大學生是社會未來這一點是每個大學生都認同的。」
在雨傘運動的時候，學生會的力量和影響力都達到最頂點，當時學聯五子周永康、岑敖暉等人更是整個運動鮮明的旗幟人物，但雨傘最後的無能為力，惡劣的形勢使學生會的聲勢每況愈下。黃程鋒認為，學生會在代表同學發聲或對社會事務的參與程度，頗為依賴社會現況，只因學生會本身在政治上根本並無議價能力。
黃程鋒認為，學生會的角色依然重要，相對以前的學生會，影響力確實較之前稍遜，「雨傘前或以前的火紅年代，學生會可以說是一個帶領着不但學界，甚至是社會的角色。」可是，他認為不代表學生會再沒有推動社會的角色，他以反對一地兩檢事件為例，學生會在社會上仍得到廣泛的認同，「在通過前，即『三步走』中，學生會的角色雖未至於達到雨傘時『擔大旗』的地位，但社會上仍會對學生的聲有尊重，有一定的認受性。」
斷莊危機 當仁不讓
早前港大學生會曾因重開提名期無人問津，寥寥數位候選人在截止當日才遞交申請，但又因文件錯漏無法趕及修正被取消參選資格，而面臨斷莊危機，直至黃程鋒等人的出現，組成候選內閣參選才不致「斷莊」。
對於同學對參選學生會反應冷淡，黃程鋒認為這無法避免。他認為同學不但覺得上莊非常辛苦，而且大學生活多姿多采，上莊並非他們的首選。「我會認為首先是『上莊』是不吸引的，實習可以賺錢，但上莊是一年的commitment，沒有薪水，這若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機會本的問題，為何還要上莊呢？」而他的同學都傾向實習，而不選擇「上莊」。
即使如此，他仍然決定參選學生會，更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成為學生會會長，一切只因他對學生會的人選有要求。「學生會的功能有很多，由會務(學生會內的事)、資源分配，以至與學校之間的爭執、爭議(學校議題)，甚至是外務議題，我認為我是一個對這些比較清楚的人。」
重建形象 注重內務
傘後政治爭議不斷，學生會基於代表同學在社會事務上發聲，亦不斷參與政治運動，但因此有人認為學生會總是在外界出現或只會在社會事務、議題上出現，變得政治化，忽略了校內事務。
黃程鋒認為，這不是事實，只是社會對學生會內務工作上關注不足而成。「我認為過去的上莊曾嘗試這方面，但無奈當時的社會議題太多，試想想雨傘之後到校委會的爭議，這些議題都與同學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他們亦不曾放棄做與同學校園生活相關的工作，但只是那些議題、事件太容易取得spotlight。」
堅守信念
即使前路再難，黃程鋒表示絕不放棄；即使學生會已決定要注重內務，他亦表示這只是視乎時勢的發展而已。「(對於內務)還要看日後國歌法、廿三條這些事件的發展，如果這些事件變化得很快，或已達到一個很嚴峻的程度，我仍會將這些事件放在首位。」
形勢如此惡劣，黃程鋒仍然堅守信念，這一切都只因大學生的責任與社會的期望。「大學生認為自己是社會的未來，那我們亦同樣相信社會對大學生寄予厚望，那大學生在社會事務上的參與便是不可缺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