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90後，一個00後，兩人都在十七歲成為寫作人，同樣選擇用小說講自己和別人的故事。黃怡在十年前獲袁兆昌看中，在《明報》星期日生活寫時事小說，當年的作者簡介，就只有簡短的三個字──高中生。十年後的今日，又有另一個高中生，自資出版一本意識流小說。他的名字是勞緯洛。
緯洛形容過自己是一個「癡漢」，就像那些坐在街角的大叔，頭戴一頂帽，架着一副黑膠框，掃瞄眼前的路人。讀完他的小說，記者還看見另一種形象─一個對着四面鏡子喃喃自語的癡漢，路人通常避之則吉。
黃怡說自己似貓多過似人，閱讀她的小說，也像是看見一隻小黑貓躲在一角，用另一個星球的目光，解讀人類世界。不過，記者也可以肯定，她不會是一隻主動撒嬌的貓；相反地，看見人，她會逃跑，隱沒在街角。
黃怡的啟蒙作家是西西、劉以鬯，緯洛的啟蒙作家是高行健、村上春樹、米蘭昆德拉。黃怡取材最貼地的香港人事物，緯洛的第一本書就講述「人生救贖」的大命題。黃怡的文章像是有隻旁觀的小貓在說書，緯洛的文章卻是他一人分飾多角的獨腳戲。
兩人在文學上看似各走極端，但是作品的字裏行間卻呼吸着同一氣息，散發着一種不被理解，遺世獨立的氣味。這樣的兩個人，坐在一起對談，倒也生出不少火花。
緯洛：不被理解的是誰？
「我在一個殘缺的家庭成長。」這是《卷施》第一章的第一句，是主角的身世，也是緯洛自身的影射。「那是一種內在的殘缺。」緯洛解釋，「讀小學的時候，也許因為比同齡人多一點經歷，我很早就詰問什麼是自我，什麼是獨立，現在我會稱之為現代意識。」緯洛在表達自己的時候，總會用上許多艱深的理論和概念，出口成（其他作家的）文。記者用白話文複述的話，其實是講以下的故事。
「看見父母的關係，令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好麻煩。」緯洛在家族裏找不到同齡人，表哥表姐比他大十年以上，他們的下一代又比他小十年。每次出席長達幾個小時的家族聚會，緯洛都只能坐在一邊發吽哣，後來就自顧自捧着厚厚的圖書。面對江湖味甚重的親戚，文質彬彬的緯洛總是誠惶誠恐，偏偏他又特別受長輩疼惜，反而成為其他人的眼中釘。
（中）黃怡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時事小說，連載一年之後結集成《據報有人寫小說》一書，也是她的第一部作品。
（右）黃怡在大學二年級未能安排到德國交流，被迫返大陸做大陸孤兒院導師。她在報紙連載經歷，記錄失去家庭教育的中國孩子。故事其後結集出版，成為《補丁之家》一書。
入讀小學，緯洛以為老師會懂得欣賞孩童的新奇想法，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過老師只希望學生像一碌碌番薯，乖乖地坐着聽書。」個人的想法vs班房的秩序，老師關心的，當然是後者。「我接受不到自己是這個共同體的一部分，卻又被迫成為其中一分子。內心覺得世界在排斥我，我也在排斥這個世界。」
六年的小學生涯，緯洛都在嘗試尋找一個安全的容身之所，一個可以表達自己情感的地方。直到升中，他終於找到──寫作。「寫作就像對鏡說話，有些我想講出來的想法，可以收藏在文字之間。我的寫作，其實是生活的紀錄。」緯洛說。
以上這段故事，是在記者與黃怡的「威迫」之下，緯洛才願意分享的個人經歷。當緯洛講到個人經歷，其實黃怡也有共鳴。「小時候的我，就是處境喜劇中注定會被杯葛的典型角色，瘦削、四眼、箍牙，還鍾意讀書，注定被排擠。」記者看一看緯洛，其實也是同一個模樣。比他年長十年的黃怡，只是多了化妝，多了裝扮，多了十年的社會洗禮。
黃怡：代入／墮入 另一種視角
面對格格不入的世界，當年的黃怡嘗試找出自己與他人的共通點。朋友喜歡看《哈利波特》，她又一起看。這種態度，也影響她的寫作風格。黃怡試過因為與媽媽爭吵，寫了一篇以媽媽角度出發的小說；又試過重新代入當年被排擠的生活，不過將自己變成欺凌別人的角色。「我發現自己不喜歡欺凌別人，覺得當年沒有這樣做實在太好。」在小說尋找另一種看世界的角度，成為黃怡寫小說的最大理由。
黃怡在《補丁之家》一書，試過在一個故事呈現兩種叙事聲音獨白。一個是不耐煩的老人家，一個是探訪老人院的小朋友。小朋友不明白，為何自己犧牲假日時間，帶上禮物也得不到老人家的歡心；其實是因為老人家覺得小朋友打擾他看電視。第一人稱的小說，不可能讓角色隔空說真心話，黃怡希望讀者可以從第三者的角度，觀看不同人物的內心對話，了解他們來自怎樣的背景。「地球上有千千萬萬種的人，轉換一下角度，才可以看到事情的全部。」
緯洛：舉世媚俗 從文學到人生
年輕十年的緯洛，面對同樣的世界，筆下的人物，卻是「無所畏懼」、「追求真理到底」的角色。緯洛討厭「媚俗」，「我想抗拒主流，抗拒大眾。」在他眼中，那些與咖啡和書本的合照，那些「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語錄，通通都是媚俗。偏偏就連讀好DSE、入一間還好的大學、讀一個還好的科、出來找一份還好的工、捱幾年之後儲錢結婚買樓──在緯洛眼中，也是最最媚俗的事。但是他又不得不以入大學為暫時的目標。
回到現實，面對DSE中文作文要求記描抒有固定的套路的「媚俗」，緯洛不想盲從，考試只會寫論說文。面對將來要入大學，可能人人都趨之若鶩入中文大學的中文系，他就選擇浸會大學的中文系。記者問，假如你欣賞的潘國靈會來教書，但是同學們一窩蜂報讀，你報讀就變得「媚俗」，那怎辦？「那麼我會選擇旁聽。」
黃怡：閒世人之所忙
對於緯洛這種極力避免自己成為主流（媚俗）的心態，黃怡也十分理解。「香港人的主流就是忙碌，因為忙碌就不用思考自己想怎樣過活。於是就用最多數人、最循規蹈矩的方法做事。」在黃怡眼中，這種共同的忙碌態度，只會令那些嘗試更有想像力過生活的人，被壓迫得一模一樣。緯洛在旁不斷點頭，他坦言自己是一個很懶散的人。「在牀上攤一日，看書看一日，有時間去游下水，就是我覺得最爽最舒服的生活。」
黃怡明白，人們總是不想成為少數。「成為多數，就算失敗都有大把人同你一齊死。」問題是，在這個所謂「碎片化」的年代，為何不能夠將各式各樣的碎片，砌成一幅最繽紛的拼貼畫？「為什麼要用油掃，用一筆，用一種顏色，填滿一張畫布？」
能夠做到和而不同當然最好，但是新一代接收更多不同資訊，不同的聲音愈來愈多，上一代卻依然抱持傳統心態，甚至想將自己的一套傳給新一代人。緯洛比較悲觀，「現在的社會似乎處於一個老屎忽的狀態。」
我的一粒鹽像地球那麼大
緯洛曾經講過，他不喜歡身處的時代。「總有一些時代是較為傳奇，教人難忘。」那些年代，可以是卡夫卡身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可以是米蘭昆德拉經歷過的布拉格之春。這些年代，到處都是極權、審判、剝削、侵略、壓迫。他覺得，偉大的作品都是在艱難的時候誕生。眼見自己活在安逸香港，好像難以有所作為。
這些都是他在第一次見面時提過的想法。兩個月之後，緯洛的想法又有改變。他告訴記者，「我覺得自己缺乏的，是情緒和思想上的經驗，未必能夠透過外物帶給我。」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經驗？「嗯……例如到我五十歲的時候，那一刻我才會感受到，我老喇。」記者失笑，有那麼一刻想告訴緯洛，作為一個90後，記者看見他也覺得自己「我老喇」。
緯洛這種想法，或多或少是從上一代那一句「我食鹽多過你食米」演化而成。面對這個歷久不衰的話題，食多十年米的黃怡有一句神回覆：「冇問題啊，咁你會有腎病囉。」黃怡當初寫小說，就是希望讀者可以用別人的角度，理解同一件事。上一代常說新一代經驗匱乏，沒有經歷過打仗，沒有食過樹皮。的確，大家在這個年代不會餓死，但是可以因為抑鬱症而死。「假如全校的同學都在Facebook unfriend你，那種社交上的匱乏，的確可以毀滅一個人。」黃怡說。
「一斤棉花一斤鐵，沒有哪邊重一點。」回望十年寫作路，黃怡反而慶幸自己當初記錄了一個高中生的想法。補習文化、被人捉校裙太短、諷刺高考制度，都是她筆下的題材。「現在回看當然是雞毛蒜皮，但是對於當時的我，以及所有高中生而言，這些都是像地球般重大的事情。」十年之後，生活環境換了一套遊戲規則，記錄的事情自然有所不同。
正如緯洛當日開始寫作，是因為在穿越時光的文字之中，找到心靈契合的時刻。一般人都愛看流行小說，他偏偏愛上艱澀難懂的意識流。緯洛自資出書，初衷也是想那些讀得懂這本書的人，能夠遇上這本書。他最開心的是，有一個讀者在書展告訴他，讀完《卷施》之後，哭了。那個讀者廿四歲，還比他大七年。
00後、廢青、廢老，所有的標籤，其實都是噪音。引黃怡的一句話作結，「我想說的已經寫了出來，如果你願意交出溫柔細閱，你就會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