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前美國國家安全局職員斯諾登逃離美國，選擇在香港向傳媒披露美國政府秘密大挸模監控互聯網，事件轟動全球。在那一段旅程中，他經律師Robert Tibbo轉介，輾轉藏匿荔枝角、深水埗、堅尼地城的難民家庭。2016年，回想親眼所見，在俄羅斯的他形容香港政府對待難民的做法是一種「罪行」，又指難民遭到某些圈子「妖魔化」，希望香港人能「想想那些孩子的父母明天醒來時會面對怎樣的生活」。
Robert Tibbo是人權律師，多年來幫助過的難民，亦有無償將案件提上高等法院。
以下訪問由加拿大媒體《Ricochet》編輯Ethan Cox經加密渠道，透過律師Robert Tibbo進行，中文版由《明周》記者鄭祉愉整理及翻譯。
題一. 你第一身經歷香港難民的居住環境，你對他們被對待的方式有何想法？
斯諾登：香港是世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我卻看見這裏的難民每天掙扎求存，他們飽受歧視及壓迫，處境貧困。難以想像，一個政府一方面拒絕讓他們靠自己勞力賺錢，一方面拒絕給他們買食物的錢，反而只是給他們完全不足以餬口、經常腐爛或過期的食物。但這就是目前整個制度運作的方式。
今時今日，尋求庇護者每月可獲得一定份額的食物劵及扣賬卡（debit card），但那遠遠低於生存所需，所以他們仍然一貧如洗，仍然捱飢抵餓。
於我自己，有人告訴我，這裏處理庇護聲請可以長達十年時間。十年！你試花數秒想像一下，未來十年，你夠膽去工作就會被拘捕，你只能靠自己找食物、付完房租、付水電煤費用、買衣服、湊夠錢乘巴士地鐵或者打電話……
Robert Tibbo：這正正是香港政府刻意設計的機制，讓申請庇護者無法滿足生活所需，讓他們一直活在貧困之中。這其實已經違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七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若果尋求庇護者不獲准工作，而政府又無法滿足他們生活所需，就等同給他們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
香港政府讓超過一萬個尋求庇護者多年來活在地獄之中，以致他們會這樣說：「我們感到絕望。」
尋求庇護者經常因偷奶粉被捕，因為他們要給孩子餵奶。有些人不想偷，有些人不想幹壞事，他們不想因非法工作而判監22個月。所以他們會說：「我放棄了，我寧可回到自己國家。如果要我選擇，要在另一個地方死去或者坐牢，那我寧願回到老家，死在那裏。」
香港政府這種做法，法律上叫做「建設性遣返（Constructive Refoulement）」。個人認為，這已成香港政府一種清楚不過、經過精心設計的策略。香港政府可以這樣說：「我們從未驅逐或者移交他們，是他們自己想走。」
任何一個合理的人，都不會選擇回到家鄉，面對迫害和折磨。但當你長期受在這裏受到這麼差的對待，你在精神上和肉體不再健全，便會妥協。當有人決定回去接受迫害，就說明了他們的狀況亮起紅燈，同時說明了香港政府的做法非常錯誤。他們不需要驅逐他們，只需要等待他們自行放棄，等待他們自己崩潰。
斯諾登：你能夠堅持多久？世界上就是有這樣一種法律，法律本身已是一種罪行，而這是一個清晰的例子。
每個人都需要掙扎求存，都會決定哪樣東西應該優先處理，我亦非常明白那一種想把自己從世界大難題隔開的意欲。可是，視而不見，不代表問題會消失不見。今天晚上當你躺在床上的時候，想想那些孩子的父母明天醒來時會面對怎樣的生活。
在某些圈子內，把那些已經活在貧乏和災難之中的人妖魔化，已成為風尚。假如難民為了解決自己基本生活需求，如食物、租金、基本衣服和日用品而跑去工作，他們就成了罪犯。假如他們按照法律的規定不工作，他們就成了寄生蟲。
Robert Tibbo：我其中一個當事人是記者，曾在索馬利屢次處於死亡邊緣，去年他終於承受不了而選擇回國，目前他正在索馬里逃亡。
香港的尋求庇護者成功率每年大致為0.36％，以整數計四捨五入之後，就是零個百分比。曾經協助斯諾登的三個家庭就目前正尋求庇護，過去三年，他們多次想過放棄。他們瀕臨崩潰，以至說：「我們寧願回到自己國家去承擔可怕的結果。」
題二. 香港的官員有沒有就斯諾登查問或拷問那三個家庭？
Robert Tibbo：絕對有。Vanessa Rodel是一個菲律賓女人，她曾去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s Hong Kong：政府合約者）的職員，立即被問及當斯諾登留在她家時的細節及詳情。Rodel說：「我不會告訴你任何事情，你要跟我律師談。」於是那職員立即說：「我們不會幫你付電費。」她回答說：「不，你得付，你得付我的生活基本需要。」一個星期之內，對方就說：「我們要斷絕你所有的援助。」
食物沒有了，租金沒有了，電力供應沒有了。
ISSHK同時亦向Supun及Nadeeka問及有關斯諾登的事情，而且手上拿着一個傳媒關於斯諾登和那些家庭報道的特殊檔案。他們拒絕回答有關問題，ISSHK便拒絕為他們的基本需要買單。
至於第三個家庭，Ajith遺失了他的食物扣值卡，但ISSHK拒絕更新，而且跟他說以後都不會再有新卡。他們斷絕食物援助，並指只能暫時提供辦公室內的緊急食物儲備，罐頭及乾製食品，亦拒絕為他的基本需要付上十足金額。即使Ajith分別作出口頭及書面請求，也沒有用。
題三. 在加拿大或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怎樣幫助香港這些難民？
斯諾登：我不相信英雄。鍍金的神秘英雄形象是妄想，因為每一個人的人性都錯綜複雜。我國的開國元勛曾經為確立人權而革命，但同一時間他們卻以其他人為奴隸。
我們並不完美。可是，一次英雄行為，與我們只有一個決定的距離。那些決定的時刻是真實的，並經常就在我們身邊出現。重點是，如果我們坐着等一個英雄現身，那其實是捉錯用神。因為你所等待的英雄，就是你自己。
這正是我在香港學到的事，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人從不這樣說：「抱歉，我得養妻活兒。」然後拒絕開門給我。事實上，他們把門關上，也沒有人會怪責他們，但他們懂得什麼事更為重要。他們經過最壞的時代，他們見過等待其他人解決問題會發生什麼事。當有人麻煩纏身，有人敲門，他們便回應，就是這樣一個回應，有可能拯救一個人的性命。
現在他們正在敲大家的門。那麼，請你做一個有影響力的人。我們不要等待政客做正確的事，我們要「迫使」他們做正確的事。
Robert Tibbo：關於那三個家庭，我希望他們能盡快離開香港，最好馬上離開。我希望他們到另一國家定居。
問題是其他國家只會接受已確認的難民，而香港只有0.36%的確認率，這三個家庭幾乎必然會被拒絕。你可以有百分之五十的確認率，可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確認率，但一定比香港的要高出很多很多。
作為有經驗的律師，我們都知道，近乎零的確認率，可稱之為與生俱來的不可能（inherent improbability）。意思是，這套機制本身是不公平的和有缺陷的。這是一套已損毀的機制。
這三個家庭在香港這個確認率為零的地方，極大可能通過了不了審核，那麼他們就會移交到他們原來的國家，在那裏遭受迫害、折磨以至被殺。我有好幾個當事人，我絕對肯，他們回國之後一定會被殺死。
<!–有興趣捐款幫助上文提到的三個家庭，可到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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