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新聞自由 | 金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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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傳奇金庸(查良鏞1924~2018)先生以九四高壽告別人世,江湖痛失大俠為之震撼。金庸一生功業,首在武俠小說,新聞業次之,從政再次。若從1949年算起,他是中國讀書人、知識分子中最成功、影響最大的一位。論定雖有歧異,視為「強人」應無爭議。1955~1972完成《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十四部武俠小說,暢銷華人社會數十年,成為香港罕見的文人富豪。沒有超凡的才華與功力,絕無可能。1959年創辦明報,到1993年出讓業權退休,這34年也是中文報史的一個奇蹟。從幾千份的小報胼手胝足做到30萬份的大報,不靠資助不靠譁眾取寵,沒有堅強的毅力與智慧,也無可能。80年代,金庸登上政壇,參與治港,雙查方案一役,敗於民主派,但贏得中共加持,成為香港政制保守至今的始作俑者。金庸從30-70歲,人生這段精壯的四十年,贏得榮譽、財富和名望,是一個東方不敗的故事,也是自由香港的一項獨家紀錄。

金庸 查良鏞 20/10/1984 10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 新華社
金庸 查良鏞於 10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新華社

樂此不疲的忠君思想

回望來路。1988年,我在《渣甸山的黃昏》一文中評金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中「不斷地尋求着內心的平衡」,在憂患中保持清晰的判斷,「在安樂中卻不能自恃,包括對權力的誘惑。」——自從1981年鄧小平高規格接待後,金庸政治上的「忠君思想」在統戰的背景下不時顯露。他的朋友作家陶傑透露,金庸當時的想法,是希望香港出現一個李光耀式的人物,不必急於選舉,你要選也選不過共產黨。親共的廖瑤珠律師當時也認為,查良鏞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大陸的,「和許家屯沒有什麼區別」。1986年我發表《另一個周恩來》批判周的忠君思想,金庸在社評中批駁周對毛愚忠的看法,稱讚周「顧全大局維繫政權」,「不止是中共和中共政權的大功臣,更是中華民族的大功臣。」金庸對鄧小平的崇拜入神更是無以復加。因此,後來他在浙江大學演講主張新聞要學解放軍,便令我覺得並不意外。

不過,細讀其言,還是有意外之處。金庸不單說,「新聞工作者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而且,還指稱,香港人珍惜的新聞自由是「新聞事業老闆的自由」;並用大量事實「痛斥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人權大於主權的極端荒謬性。」金庸這樣扭曲西方新聞自由,無異於自毀武功,遭到圍攻不下於1988年。港人都知道他曾經如何感謝香港和香港的新聞出版自由,說沒有香港就沒有他的武俠小說;如果他留在大陸,躲得過反右,也逃不出文革……他曾經讚揚香港可以有四十份報紙,而不像歐美,不是千萬富翁休想辦報,等等。

金鐘(左)與金庸在1995年合照。
金鐘(左)與金庸在1995年合照。

開放雜誌除了雙查方案激起公憤,我有那篇評論外,和金庸交集不多。倒是先社長哈公和他有點過節:哈公原是金庸老朋友及明報出版社經理,也是知名怪論作家,他因在明報的專欄嘲諷中共被三次抽稿而罷寫,引起和金庸的不快。但這段江湖恩怨,隨著哈公離開明報和我籌辦解放月報(開放前身),也就事過了無痕。金庸也肯定我們的雜誌,並作為長期訂戶直到2014年紙版最後一期。當然,明報的中國評論的內部規定,是在老闆掌握之中,不得逾矩。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金庸退休之後,在大陸有過很多活動。他的父親在1985年獲得平反,他有一篇俯首感恩的致謝信。稱「這是大時代翻天覆地大動盪中極難避免的普通悲劇」,李勇君曾對金庸予以譴責。後來我們從《金庸傳》(傅國湧著)獲悉,金庸在香港知道父親1951年在海寧縣鎮反中被處決,曾「哭了三天三夜」。弟妹知道金庸心中的痛,他們對他說到這段往事的冷靜感到驚訝,他們推測作為政論家的兄長,以理智為先,「父親的死和慘烈的國共內戰中陣亡的一員將士沒有二致。」1999年,金庸受聘為浙大人文學院院長,這顯然是浙大黨委書記張浚生的政績。張原是香港新華社副社長,任職浙大後和金庸交往,多次相伴旅遊。金庸對出任院長亦頗為自得。稱院七個系,他懂六個,可以講授,「這個院長我有資格做。」繼任博士生導師,教授們議論紛紛。他們認為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做博導完全是誤導學生。

一個又一個的演講、座談、論劍,金迷們都想聽他講武俠,他偏要講歷史。金庸不是一個口若懸河的人,也不善於做秀造勢。八秩老人,疲於奔命,記者問他何苦,他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其是2003年「華山論劍」那一場,要乘滑桿登上1600米的北高峰,和司馬南一班名嘴舌戰,封山八小時,出動六百多警察。結果「金老連咳帶喘,吐字不清,甚至老淚縱橫……」經過幾年大學與社會紅不讓的磨練,他多次被嗆學問不夠,感到壓力,他想解脫的方法是補足學術的不足。恰好劍橋大學要給他一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儀式完即申請入讀該校博士學位。校方感到為難,三個月的折衝,才接受這位博士學生。金庸埋首窮經兩年多功夫,拿到劍橋的碩士博士學位。2010年在香港接受博士證書,已經86歲。

在人生的老邁階段,金庸徜徉在鮮花叢中,優游於大陸山林。他不必日寫小說夜寫社評的拼搏,他自認是「既得利益者」。我們看到的不是身份的改變,而是他的言論,並無自省地向「中央」靠攏。他的精神支柱依然是強烈的「民族大義」,彷彿是回歸到他的五十年代。在港共文化圈的那個青春十年,意識形態的浸淫恐怕是無法度量的「意底牢結」。1988年5月有一個細節: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逝世,備極哀榮。金庸的唁函與眾不同,對費的恩遇充滿深情。我非常納悶,費是六七暴動鬥委會副主任,他們燒死抗共的播音員林彬,而金庸也是列入鋤奸暗殺名單的「豺狼鏞」。二人從生死決鬥的主場分道揚鑣二十年,還謝什麼恩?——於是我寫了一篇激怒港共的《費彝民逝世之謎》,數落費的一生劣跡(附錄金庸唁函)。其實,金庸自六十年代反共以來,其政論中仍有左派的不少局限性,尤其在外交上,他不諱言親英而反美,觀念上和戰後興起的民族自決、憲政民主、人權與後國家主義等理論相脫節。

對武俠小說的矛盾心理

金庸的文風和待人接物比較溫和隨意,觀察他應付大陸受到的捧場,也有節制謙遜印象,沒有那種入禁苑不可一世的吃相難看。他的談吐也表現相當的透明度。他對自己的鎮山之寶——武俠小說——有難以掩飾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以此為榮,笑傲江湖,另方面又多次調侃自嘲,說他的小說只是「娛樂性的通俗讀物」「沒有太大害處的娛樂品」,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他知道正統文學史上,鮮有描寫武打神功的武俠小說的地位。他最想的頭銜是歷史學家,而不是武俠小說家。當然,也有不少人對金庸新派武俠小說有非常熱烈的推崇。當遇到很有分量的貶損,他不會沉默。例如北京作家王朔將金庸小說列為港台「四大俗」之一時(另有四大天王、成龍與瓊瑤),他作文反駁。

最大的一次衝突是1959年12月胡適在台灣的講話。胡適勸記者多看偵探小說,因為偵探小說是以科學的方法去求取真相,他說「現在許多人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金庸看到新聞報導後,立即在明報以社評《最下流之胡適之》大罵回頭。借胡適曾貶斥過《水滸》和京劇,瞧不起中國人,然後指胡適投靠美國台灣,才是最下流——胡適這番言論並非針對金庸,因為台灣一直明禁武俠小說。《明報》當年才創刊,比金庸大三十多歲的胡適(1891~1962)已是中外馳名大學者,三年後去世,是大新聞。可是金庸只在明報第4版登一個豆腐塊,而不久前還罵胡適是「雞鳴狗盜之徒」。

 

這件事被認為是金庸口碑甚佳的社評中最大的敗筆,不僅挾私輕佻,而且完全是共黨的戾氣與手法。那是金庸剛剛離開港共系統之際的「少不更事」,後來當他聲譽漸隆,成為兩岸朝野的貴賓時,顯然,在歷練中學會了內斂之道,掛出「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為辦報的招牌。現在,當我們評估金庸留下的遺產時,中共已經為他蓋棺論定,讚揚他對香港「順利回歸」的貢獻,甚至高度肯定他的武俠小說「濃烈的家國情懷」,早已選入高中教材——讚美俠骨柔情的娛樂品,升格為一個人欲橫流、男盜女娼社會的裝飾品。

(2018-11-6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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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鐘,1987與明報出版社經理兼怪論專欄作家哈公(許國)創辦政論雜誌《解放》,及後易名《開放》雜誌,至2014年12月停刊,金鐘於2016年移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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