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50+】紀治興:棄商從社只是一條加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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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50+】紀治興:棄商從社只是一條加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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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語向聾人落單點菜、購買殘障人士烘焙的麵包、光顧釋囚和邊青主理的髮廊‥‥‥

這年頭,社企成為我城發展其中的經濟模式,標誌着社會不再一樣。

在香港典型的賺到盡文化、傳統施與受的慈善服務之間,多了更多的可能和想像。舉例,若問幫助邊青是用慈善機構還是社企好,他可以斬釘截鐵地答:後者。

「慈善機構用輔導方式鼓勵邊青;社企則真正聘用他們去工作。工作是性格的塑造,邊青的自我形象較低,一門技能令他們建立自信,抬起頭做人。」紀治興說。

紀治興被業界譽為「社企之父」, 他於二○ ○ 六年以四十九歲之齡辭掉中國惠普
(HP)副總裁的高薪厚職,提早退休。在人生下半場,他將自己的營商經驗和學術
知識,傾囊相授,專門「醫治」各大小社企的「奇難雜症」,協助它們度過難關,轉虧為盈。

Kee( 紀治興)的社企管治方略,以科學化著稱,「我的第一個博士學位,主修教育,由二○○八年讀到二○一六年,研究如何把社工轉化為社會創業家,因做論文要看很多文章,所以知道一些研究數據。」

人生走過五十,生命的重心轉至社企,源於簡單的加減數。關於社企,他有很多話要說,例如,他分析社會都關注社企「賺唔賺到錢」,源於極右資本主義洗腦下的價值觀,亦忽略當中能為社會帶來的「乘數效益」(Multiple Effect)。「以一間社企髮廊為例,學徒提早兩年投入職場,假設每年薪金12.5 萬,則社會上多了價值二十五萬的工業產值。當中,亦節省了社會成本,包括防止或解決問題所需要直接支付的公帑、及問題家庭所衍生出來的社會福利支出。」

反之,純粹捐獻給慈善機構,卻是一個「減數效益」(Deduction Effect)。他曾對本地的慈善機構進行調查,發現他們的捐獻收入中,行政費平均佔百分之十,亦有其他開支,「慈善團體聘請一個總幹事,一年也要花三、四十萬,租辦公室也要錢,一年起碼要四、五十萬,如果有一百萬捐款就會無咗一啲錢。」

他認為,對受惠人士來說,社企的幫助更加直接,「錢不是有人捐給弱勢社羣的,是他們自己賺錢回來,能夠助人自助,感覺完全不一樣。政府亦從來唔識計數,我們就幫手計出來,效益的量化就是一蚊變四蚊。」

日做十七小時 日飲八杯咖啡

積極推動社企之前,Kee 在中國惠普(HP)任職廿六年,由工程師做到管理層,手下員工多達一千二百人,他形容自己憑拚搏耕耘獲得出頭天。

他小時家窮,住木屋,「六七暴動那年,我讀小學,屋企附近沒有炸彈,不懂得驚,只記得林彬死時從收音機聽到報道。」他說,小學時最愛下象棋,訓練腦筋和思考,平日負責煮飯做家務,暑假自動找暑期工幫補家計。鄰居當中,當時能入讀中學的人很少,他的成績顯得出類拔萃,「升中學的學費,我記得只是五元。 」那時他的英文較弱,靠死命查字典,將勤補拙,中五直接升讀理工大學的工程系高級文
憑,一九七八年入讀港大,一九八○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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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之前,不是人人都有電腦,很多秘書仍是用手動打字機,他沒料在畢業之時,電腦開始普及,當時應徵的惠普公司,規模就相當於現在Yahoo或Google,面試經過五次遴選,獲聘者儼然成為是社會上的天之驕子。他說,這家美國公司無階級之分,且有很多培訓,「但做人最怕人比人,以前最受尊重的是市場部,因為賺錢。大家也是大學生,他做sales,人工高花紅好,我們就沒有什麼地位,無分白天晝夜或假日,四出維修電腦。

「我入職的公司是很好,但部門不是最好,往後要靠自己work out career。」他說,第一次在公司做評核,評語是勤力,經常加班。他自言,因為父親以前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全年只放三天假期,所以他早有這個信仰:男人不在家,男人全日都應該工作。他計過,他曾經每天平均工作十七小時, 每天飲大概八杯咖啡。

每年加四成人工 幾年就可買樓的年代那時,香港經濟起飛,不少人投資股票,「很快已發達」,他不以為然,自問薪酬已經不錯,金錢夠用,所以沒有打算投資。「八十年代初,一年加兩次人工,每次加十幾個百分比,每年加三四十個百分比,我記得我入職時是二千七百元,三個月後便是三千,再過六個月便是三千七百,再過六個月就是四千二百。工作未夠十年已可買樓,一九八八年,置富花園八百呎單位,賣四十五萬元。」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不少香港人憂慮前途問題。那時,他有一些朋友位至大公司經理,卻選擇移民到美國或澳洲「洗大餅」(做餐館或洗碗),後來再回流香港,但已失去了許多機會。Kee 當時沒有移民,「動盪會重新洗牌,有人會得益,有人會失去機會。」

他說,當時很多跨國公司為了留住人才,盡力協助關鍵員工取得外地簽證,並安排一份同等職位的工作給他們,當時Kee 也收到亞太總部給予的一封通知信,但他沒要美國取綠卡。「外國環境是好,語言卻是問題,我平日說很多英文,但都只是商業和電腦的用詞,講不到什麼叫白菜、什麼叫西洋菜,移民要花長時間適應,我和太太都不想。」

反而在一九九六年,他接受派往內地開荒的任務,負責全中國分區的業務,「那時公司問我可有想過移民,我跟主流的想法是不同的,我說我反而想去北京。」他說,那時內地的稅收是收入的45%,很嚇人。他後來知道為何要請香港人上去,因為大陸人不懂得管理,不懂得處理風險,「他們有三無的口號,就是別人問可行否?便說『無關係』;出錯時,『無所謂』;到最後,『無辦法』。」在內地十年,他帶隊建立三十八個辦事處,從深圳到西藏,在業內無人不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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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背後的代價卻是失去陪伴家人的時光。「最後悔的是,我在大陸的十年,女兒剛出世,我跟她相處時間很少,也讓太太承受巨大壓力,例如女兒病了不知道應否去看急症。第二方面,我沒辦法再回到她小時候去影響她的思維。所以,雖然我講到自己很風光,內地工作人工更高,因而可以提早退休,但是代價慘重。」

改變生命比改變數字更重要一九九八年開始,香港迎來一場金融風暴,不少人跌得焦頭爛額。當時Kee 的教會在一九八七年開設聘用釋囚和邊青的豐盛車房,也開始虧蝕。Kee 決定每年都大手筆給車房捐錢,直至有次打開帳簿一看,帳目依然不堪,不禁大吃一驚,於是想辦法救亡。「與其捐錢都蝕,我不如捐時間和腦力。」

那個年頭,只有一成的釋囚在出獄後能找到工作,其他都被迫走回頭路,重操不良勾當。根據社協由二○○三至二○一二年進行過的三次更生人士就業調查,釋囚的成功就業率少於五成。「十個犯案者,九個決心痛改前非,無奈社會不接納和欠缺支援,摧毀了不少年輕生命。」Kee 說。

「但救亡不一定成功,因為搞大型的企業,跟小生意不盡相同,例如我問他們有沒有position menu,又問他們客源有沒有用database,全部沒有,要重新幫他們處理。」Kee 參考城大犯罪學家黃成榮的研究指出的「青少年可以在六個月改過自新」,既定了兩個時間指標:六個月,學習守時和正面的價值觀念;十八個月,學得一門專業技能,擁有人生目標,自力更生。

到二○○六年更成立顧問委員會和改組為「基督教豐盛社企有限公司」,鼓勵董事不止投資,更可以落手落腳幫忙。「豐盛」的社企車房和髮廊,漸漸成為這些青少年背後的強大後盾,「我以前是數字動物,對車房的感覺,簽支票,不過是一個個銀碼,後來活生生看到一個人的改變,明白生命價值比數字更重要。」

Kee 說,這是他開始投入社會企業的起點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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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下半場 職場以外有其他身份

金融海嘯後的第八年,Kee 幫助車房扭虧為盈,髮廊後來亦做到自負盈虧。「以前我認為,物競天擇,你努力,就有出頭天。搞社企後,聽過不同弱勢社羣的生命故事。例如天水圍婦女如何透過經營小生意,建立自信,掙脫家暴命運;又例如七十五歲婆婆賣手車有拉鏈的袋,更畫紙樣畫到通宵睡不着,為的只是想告訴大家,長者也能貢獻社會。他喜歡教會常說的「see the human face」,「你確確實實走去
看他們,才會明白,有些人受制於出生的家庭環境,他們欠的是機會。」

Kee 在四十九歲選擇提早退休,無意中拓闊從前「精英公司中的精英高層」的視野,扭轉了前半生的既定價值觀,對他來說,「衝擊是很大的」。

他記得,有一年公司派他到哈佛大學深造,他讀到一本名為《人生下半場》的書,深受啟發,於是決定提早退休,本來想在四十三歲,但最後多花了六年時間部署。書中說,人生上半場是為家庭而工作,下半場是為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工作。「雖然我作這個決定很理性,卻不代表那一刻你的情緒接受得到。退休後的兩個月,我發現自己失去了身份,好像連話語權也沒有了。如何能平復呢?只能通過時間去淡化,或者你自己去建立另一個身份出來,不然人生就只重提三十年前的威水史,許多老人家也是這樣。」

Kee 成立的「豐盛社企學會」,為機構引進一批商業專才,包括會計界、金融界、資訊科技和人事管理等,大家一起做研究,也到其他社企擔任顧問(executive coaching)。「這也可以作為一個實驗室,進行項目研究,推動社企文化。」Kee 說,不少社會上的專業人士,因認同豐盛的社企概念,都紛紛成為知識型義工。

「希望他們將來可以將機構傳承下去。」

社企發展,自二○○一年政府實施相關政策和撥款開始,頭十年經歷學習摸索和加強效益的兩個階段,過去五年,社企概念走向普及化,包括成為中學通識課程的內容。

「香港社會企業的成功率,若你計算仍然營運的那一些,平均有63%。根據社聯公布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數字,香港共有六百四十七間社會企業,不過也有很多社企,其實沒有到社聯申請登記。

「我覺得,社企或社會創業家這個身份,可以令到人成長。未來,政府應該將他們放進資歷架構入面,有不同的評級,好讓更加多人加入創辦社企。

「這對改善社會氣氛有幫助,因為社會創業家的理想是關懷一些社會議題之餘,自行尋找解決方法。這就是在歐洲所說的active citizenship,即是積極的社會公民,這一定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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