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至6月民運最風光之際，超過百萬人的遊行。民間遊行自發揮筆寫口號，新華社、中資公司工會聯合民主派、社區團體、各行各業不分左右支持北京民運，這亦成為香港絕後空前的民主運動。
民主路漫漫，當年5月民間的口號並不單一。
「民主不死 自由永存」、「民主是中國的希望」、「民主之路長又遠，堅持到底不言倦」、「團結就是力量，民心就是方向」、「赤子心，哪怕暴雨狂吵，民魂，誓到封建餘痕」、「鄧李不退，百姓受罪」、「反對逮捕知識份子」、「告訴我們，誰是一小撮」、「結束一黨專政，權力歸於人民」、「我們有眼有珠，萬里官官相衛」。（《華僑日報》：特訊標語摘錄）
6月4日凌晨天安門突然關燈，據當時《文匯報》駐北京記者劉銳紹三十年來的考證，北京派三十五萬軍隊入城鎮壓，屠殺學生平民。香港市民大為驚訝， 6月4日維園旗海處處：「人民政府愛人民嗎？」。香港民眾悲憤，社區自發集會，排檔小市民響應休市，演藝界上下一心呼籲支持知識分子。晃眼間三十 年，物轉星移，「打倒李鵬」成為歷史，支聯會仍然每年6月4日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悼念。
香港經歷1997年回歸、2003年《廿三條》風波、皇后碼頭保育和菜園村事件、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接着2014年爆發雨傘運動，大學學生會退聯，2016年旺角騷亂事件，多名民主派議員被褫奪議員和參選資格。香港再次陷入政治困局，部分年輕人不接受「民主救中國」的視角，甚至與八九民運「割席」。
1990年的大學生與「六四」
民主之聲有高低起跌，任支聯會台上口號不斷演化，燭光晚會依然璀璨，十年間集會人數超過十萬人次。這邊廂堅持，那邊廂學生會退聯，燭光晚會曾是多年來吼出新一代民主之聲，2016年再沒有學生會代表上台，現在且看六四一周年（1990年）燭光晚會的學生代表的演講。
「如果天安門同胞的死，只是換來我們不斷的悼念 ；又或是『打倒鄧李楊』、『毋忘平反民運』等等的口號，那我不得不這樣想：（天安門）死者的死是無意義的死。對於民運未能夠施予援手，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中國其中一部分的香港，大家有沒有熱熾去投身去爭取民主運動呢？面對刻意粉飾太平的北京亞運會，我們有沒有想過起來進行杯葛對那些『風派』、無恥的港人，我們應該公開地譴責他們。民主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民主絕對不只是悲傷的追悼。」
口號中的「中港區隔」
細看支聯會燭光晚會二十九年的口號，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縱使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接受訪問時稱，支聯會是「中港事務，涇渭分明」，支聯會的口號中可見偏向內地視點，同時又出現中港不可分隔的事實。
第一階段為1990–1993年，首年「六四」一周年以「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口號，往後兩年都以「釋放民運人士」為口號。第二階段是1994-1997年回歸前，1994年口號「邁向九七，跨越九七」、「我會來」。
第三階段1998–2002繼承期，支聯會以「平反六四」為主調，2000年首次提出「薪火相傳」。第四階段是2003–2009年，03年的「毋忘六四、反對廿三」、06年「支持維權」和 08年的「同一世界，同一人權；同一夢想，平反六四」，首次出現中港議題，同時關心內地維權人士。第五階段2010至今，再次轉向內地人權的關注，2010年的「釋放劉曉波．支持《零八憲章》」和2016年的「停止濫捕」，跟中國近年政治不無關係。
何俊仁向筆者解釋當日支聯會成立之初，訂立的口號面向中國的原委。「支聯會是跨黨派組成，六四之後，支聯會是不會連結本地的政治，更加不希望別人感到我們只是為了選舉。尤其是香港人面對過度的恐懼，首數年，我們是想穩定一定的人數。任何人，不問團體背景，都可以來燭光晚會。」
事實上，1990年香港民主同盟（簡稱：港同盟─民主黨前身）宣言中，體現這種「中港區隔」成分：「港同盟是個地方性的政治組織，將致力於本港事務，並無意參與或介入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的政治；但港同盟會維護香港市民享有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參與和評議國家的事務。」（港同盟成立宣言）作為當時兼港同盟委員和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臨終前在《大江東去》表示，很少理會港同盟的發展，港同盟的工作交付予同樣辭去《基本法》草案委員會的李柱銘做好香港事務，而他專注支聯會工作，這有政治上分工之意。
2003「七一」前夕反對「廿三」
縱使前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生前不向記者預計燭光晚會人數，亦勸執委不要在乎人數多寡，「人多人少都要做」。何俊仁坦言，九十年代初集會人數急速下降，首年十五萬，次年（1991年）十萬，以後陸續下跌，直到2009年才回升至十萬人次。何俊仁形容九十年代初回歸前夕，市民對前景「心灰意冷」，平穩過渡是市民心聲，直至2003年，政治氣氛開始不同了。當年的時事評論員黃毓民呼籲市民六四往燭光晚會，對抗《廿三條》，支聯會順應民間意見，以「毋忘六四、反對廿三」為題，首次加入香港政治元素。
「當時社會的脈搏的而且確，對《廿三條》有很大的反應，我們不能夠完全脫離，但最後集會人數是五萬，人不多的。」 何俊仁推測說，在2003年的時空，六四燭光晚會的支持者主要關心內地，「感情投入以中國為主」，就算名嘴、政治人物呼籲港人參與六四集會，亦難以連結到香港政治。
不足一個月，2003年7月1日，50萬人大遊行，煞停《廿三條》立法。自此，六四晚會支聯會呼籲市民「七．一」上街遊行。何俊仁坦言，自此遊行日子也有分工：「以後『七．一』是香港的，我們把『六．四』保留給中國。」 六．四燭光晚會的面向更鮮明。
2015年「傘後」的轉變
雨傘運動翌年，2015年晚會上支聯會扣緊雨傘的主題，播放《撐起雨傘》，時任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王澄烽燒《基本法》，惹來在場的知識分子不滿，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離場表示抗議，有泛民代表批評行為「不智」。王澄烽出席「八九民運與香港角色」座談會時則表示：「我們當時在想，如何將我們有距離的歷史，與我們當下有結連。」
民運距今三十年，年輕人難以投入，「平反六四」的口號都開始受到衝擊。學者余英時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指出，港人三十年來「思想上走錯路」，「平反六四」是要求「皇帝開恩」，如此下去，香港人不會有民主，矛頭直指支聯會。何俊仁說：「早在九十年代，一直有人話『平反六四』唔啱，特別係高級學者，我覺得脫離現實。」
面對多年的質疑，何俊仁說不要執着「平反六四」字面上的解釋，要分析其用處。「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說，語言要講求場合，要睇contextual meaning。我們平反六四，是要爭取中央認錯，接着要有一系列的東西去做，要中央承擔責任，結束一黨專政。」
何俊仁反對口號「升呢」
何俊仁今年收到很多海外「民運前輩」的信息，在八九六四三十周年「搞大佢」，促支聯會要喊「打倒共產黨」，何俊仁反對在支聯會台上喊這類口號。「口號要『升呢』？說要『打倒共產黨』，要革命時就要出來這樣喊，但不是在大台上這樣喊。你個人喊沒所謂，大台不能胡亂去叫這樣的口號。激進不是靠把口，要靠行動，行動要帶來改變，要願意犧牲，然後真的帶來改變，這才是真正的激進。」
口號之爭，延伸下去就是採取什麼行動之辯論。何俊仁憶述，八九六四之後兩、三年，有年輕人批評支聯會不夠激進，要採取抗爭性的行動，挑戰他們的包括梁國雄（長毛）。
「支聯會向羣眾講明：上半場全部合法，下半場去衝擊新華社就「冇攞牌」。上半場攜老帶幼，我們要在不違反原則下，取得最大公因數。長毛搞社會運動，他的議程跟我們不同。」
當年左派也是遊行的重要部分
行動、口號，甚至遊行人數，新一代都投入當年的事。當年錄得百萬遊行，每六個人便有一個人走出來，遍地自由花。何俊仁是多年來羣眾運動的見證者，爭取88年直選之前，民促會號召的維園集會人數僅四千人，「82年日本公然篡改侵華歷史，有二萬人集會，遊行人士集體滴血，寫滴血書，已經好壯觀。」
1989年5月21日，出現百萬人遊行，何俊仁認為沒有左派的投入，不能發展至波瀾壯闊的景象。「當年中國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新華社員工、南北行，全部都係中資公司，國家企業員工出嚟行。當時他們覺得有機會可以推翻鄧小平，至少迫使李鵬下台。當然他們內心也是受到學生感動，但他們同時也會看看羣眾動向。」
當時跟鄭耀棠手牽手大遊行，何俊仁憶述，市民羣情洶湧，左派中途有會要開也不敢在現場離開，「我聽到鄭耀棠跟譚耀宗講『我哋怎可以走呀，咁多人』。」 5月20日，香港刮起當年首個八號風球，「布倫達」襲港，何俊仁與民促會成員「打定輸數」，「我心想，自己友也有一百多人吧，於是照去。」民促會的人未到，何俊仁入場時已聽到左派的程介南大喊「打倒李鵬！」口號由此而來。
「程介南（第一屆支聯會常委），我問佢：『你為什麼不來開會？』他說正在考慮教聯會（左派）是否也要跟北京『斬攬』？」何俊仁分析指，6月9日鄧小平公開發言後，「左派習慣組織的生活」，熱情冷卻，左派歸隊，遊行人數開始驟減。
三十年過去，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屹立維園近三分之一世紀，有說民運的歷史太沉重，部分年輕人一句「我不是中國人」，便跟八九民運劃清界線。
公義比民族意識更重要
何俊仁念茲在茲又回到百萬遊行的初衷，他說當日出來很多不止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身邊的市民都是為了公義，他寄語下一代：「民族認同和國族認同，人民是可以選擇的 ；人道精神，這些是超越國籍，你不能夠享有公民的權利而不去承擔一些公民責任。無論你不以為然，不以為是，在一個大的歷史觀去看人類的文明，八九民運是最偉大的運動。不要以為大陸一片漆黑，香港就可以匹配有光明的自由社會，這是不現實的。」支聯會歷年的細節、爭拗，何俊仁說很多「不記得」，談到當日出來的初衷，字字鏗鏘，順暢如流。
新一輩的非見證者如何看八九六四，在傳承的轉角如何尋找空間？看看80後心中的八九民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