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報警啦」，很容易，可是，真的報了警，要面對的一切，在沒有妥善保護機制下，很難，而且很痛苦。選擇沉默，有各種理由；選擇發聲，卻只有一個理由：不想好像過去那樣「生存」下去。
在節目談論性侵被質問
2017年12月10日有線電視節目《Sunday有理講》談論性侵，受害人Gloria透過電話在節目中講述親身經驗。
錄影現場的嘉賓首先提問，連珠炮發：有無飲酒？有無報警？為什麼不想報警？她解釋自己有自殺傾向，需要解決，找了幫助性暴力受害人的機構風雨蘭。
作為現場嘉寶之一的陶傑回應說：「我覺得是情緒官僚主義，強姦就應該報警，不需要找社工，最多問下父母，唔使再搵其他人，使唔使咁多意見？」
Gloria說：「我自己覺得報警與否是一個決定，不是要追究，而是要處理情緒問題。」陶追問：「報警為何不是追究？」
旁邊專家忍不住插話：「報警未必判有罪，陶生，有可能判社會服務令，投入同付出可以不成正比。」陶傑說：「兩件事來的。」
Gloria說：「報警經驗好差。」她進一步解釋有多差，陶傑說：「報警落口供過程的痛苦態度要克服，南京大屠殺的慰安婦要多次出來作證，這件事你要心理強大啊，如果不是，香港沒有法治。」
短短數分鐘的訪問在主持截停下，匆匆完結了。留下疑問：法治得以維持的前提，竟需要受害人「心理強大」？
#Metoo成為熱潮的11月，Gloria是僅有幾個願意受訪、現身說法的受害人，花了她十多年時間，才有足夠勇氣，站出來面對公眾講述事件。電視節目錄影時，她正和家人飲茶，只是偷偷溜到外面，來回踱着步與嘉賓對話。
十三年前，來回踱步是她出事後的第一反應。
過了兩三天，她告訴身在英國的朋友，對方立即建議她找在香港的朋友傾訴，於是找了表姐，跟媽媽坐下來。表姐代她說了，全場靜默，不知如何是好，最終由母親打破沉默：「一定要去報警。」她怕麻煩，直覺不想去，不過仍去了。
全家人晚上十一時到了警局，一說出十六歲生日後兩天，Gloria就感覺眼前的警員鬆了一口氣。第一次錄口供，她忍不住哭，眼淚湧上來，事發時房內沒有時鐘，記不住發生時間究竟是兩點多，女警馬上不滿：「你報警又不合作。」
第二個警察，是男警，她又要再錄一次，媽媽被告知不准陪同。「像大爺一樣的」警察，向她做了一個一手扶枱，向後仰着用下巴看對方的動作，「妹妹，而家係咪全部都係半推半就？」她否認，三句不離，又再被問：你不是完全拒絕？「覺得自己似犯人多過落口供，感覺像死了一樣。」她情緒開始崩潰，忍不住反擊：「你覺得是就是啦！」對方「兇」她：「唔係我話，係你話㗎。」
男警問她：「插了幾多下？」她覺得荒謬：「一個正常人都不會數。」
回答了很多問題之後，慢慢，她覺得整件事，錯的是自己。「如果是對方做錯，受害人不會被這樣對待。」
漫漫長夜，初時在房內呆等，連飲水和進食都不准，被告知一離開就不能再繼續案件。天已大亮，才有女工問候，帶她吃早餐。
第三名女警從頭問過，竟問她「被強姦時的姿勢」，並要求她扮演，她心裏又響起了「快死」的警號，照做，只覺得都走到這一步了。豈料三次筆錄，女警像恐嚇她說：「你有沒有想過，其實強姦案全部上高等法院，有好多記者，在法庭上全部人望到你，這麼多人面前多說一次所有事情，你係咪真係得先？」她聽得出對方不想繼續下去。「若果錄口供都這種狀況，繼續下去會點呢？」她最後選擇不提告。事情這樣就可以了結吧？
假裝「正常」是「生存」之道
事情發生之後最初三個月，Gloria對自己說要正常生活下去，將記憶和內心感受「壓縮丟到一旁」，直到承受不到為止。
實際上，案發場地發生在自己房間牀鋪上，她每晚都避無可避，噩夢連連，夢中事件每晚重演，夜夜驚醒後失眠，情緒飽受困擾，養成了一定要攬着超大公仔睡覺的習慣，寧可爬起來打機直到凌晨三四五點，累得要死，換兩小時安眠。
每一天，她都上演一場場若無其事的戲碼，只求正常生活，從此絕口不提。「在家裏你要變回正常人，家中比較保守，你一有什麼異樣，即使出於關心，他們會問你很奇怪的問題，你又不懂得回應，最好是一切正常。」沒有自己房間，她常常躲在廁所，只為鎖起門那一絲喘息空間。
唯有三更半夜，世界漆黑一片，妹妹已睡，她才會鑽出窗台靜坐，看着月光靜思。
同一屋簷下，掩飾自殺意圖，是最困難的戲碼。
二次傷害 假裝若無其事最困難
Gloria曾多次用「快要死」描述被警察盤問的經歷。拍攝時她展露手腕，鎅手的痕迹早已痊癒，淺得看不見，不過她仍知道傷疤所在，笑說「青春的癒合力很厲害」。被強暴的月份是11月，開始鎅手是2、3月。鎅手的鎅刀，用完，照本來的模樣，放回書桌，若無其事；傷口全部割在手腕位，冬天穿長袖遮掩，夏天便戴上護腕。她笑着說：「幸好沒有人管中學生的潮流」──聲音壓抑鮮血淋漓的痛楚──連自殘也小心翼翼，深怕被家人看見。
鎅手意味着，她選擇把刀鋒朝向自己。鎅手足足持續了一年，種種壓力疊加，使她不想再生存下去。
然而，言語可比刀子厲害。學校社工說了一句：「你想死就鎅深啲啦！」她心想：我就割得更深。狠狠一刀鎅下去，她才發現自己不過是以身體的痛楚來紓緩情緒創傷。她認真地說「自殺要用舒服的方式」，曾經想過跳樓，可是畏高，甚至研究一些日用藥物的「效用」，切實想過付諸實行。
她曾怪責自己「太容易相信別人」。以往很快能跟陌生人混熟，事後她對人的信任大減：「接觸之後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東西發生，不在你控制之內，你可以選擇不和他說話，不接觸，我基本上就選擇了這條路。」
事後兩三年，任何不相熟的男生碰到她，她都會彈開，甚至避開跟陌生人眼神接觸。
50厘米的半徑距離，每逢有人超過，她就會不舒服，有兩三年時間，她完全不搭地鐵，要搭就站在死角位。
當時有朋友後來見她買了當年轟動一時的《完全自殺手冊》，發現她不對勁，幫她預約撒瑪利亞會防止自殺社工，過了兩三個月，才發現問題根源出在性侵身上，最終轉介風雨蘭社工，慢慢解開心結。
法庭應設有更多保護受害人措施
可是，性侵並不只存在於過去。
Gloria參與受害人小組後，才發現，警察當年的「恐嚇」，並不是實情，原來受害人權益包括另約錄口供時間、可以指定找女警、上法庭時傳媒不可披露受害人姓名等。她說，當時年少無知，深信警察會幫她，結果錯信權威。她又懷疑警察不想加重工作量，所以千方百計不想她提告。「在警署落口供的傷害，絕對大過事件本身。」她用了好長一段時間處理警察帶來的傷害，反而侵犯者的印象早已依稀。她說，原諒是為了自己，不被以往發生的事所困，繼續走下去。
她去英國修讀犯罪學碩士，選修英國《2003年性罪行法令》時，才覺得香港制度有多落後。此前，她在學士論文寫的正是香港司法制度對受害人的影響。關注受性暴力影響婦女的風雨蘭，在過去十七年，接收到二千二百多宗強姦案件，只有一千三百宗報警，一百五十多宗成功入罪，成功率極低。「這是整個社會的文化。大家都知基本上上訴就可以脫罪，因為通常上訴多幾次，受害者就會放棄，上到庭，誰不情緒崩潰？」她只期望庭上多一點保護措施，她又參加風雨蘭倖存者權益關注小姐，為受害人爭取屏風四五年。風雨蘭間中有受害人會寫感謝信給善待報案人的好警察，可見壞的報案經歷即使普遍，也不代表必然如此。
終止後續傷害 走出陰霾
記者再讀文首陶傑最後一段話給她聽，她記得，在節目中，沒有太多機會說話。她指出，受害人很需要心理支援，再強大的人，都有心靈脆弱的時候。「他作為公眾人物，他說的話會影響好多人。
「我成日都不喜歡別人叫受害人努力一點，其實她已經努力咗，用自己方法生活下去，不要說受害人不努力。」她說。每天活在情緒風暴中，努力裝作正常，生活已是最困難的事。
她從小是非常怕麻煩的人，最怕是「如果所有人知道」。她接受訪問上鏡，只有一個原因：不想其他人再受同樣的傷害，再重複在報警時面對更多的不信任和指責。受害人選擇不報警，其實是顧及自己感受和承受力而作出的決定。
訪問時，Gloria穿著亮麗的花裙子，搭配V領白色麻質襯衫，背後是風雨蘭Arise倖存者攝影展的照片。性侵與衣著無尤，事發時她穿牛仔褲，事後她常常穿鬆身男裝恤衫和牛仔褲，兩三年後，她才第一次根據自己意願穿回裙子。
「我行得返出來，最大原因是我同自己講，是否要好像以前一樣繼續下去。既然你想行返出來，呢世人是否仲要活在這個人的陰影下？你被他傷害一次，一段時間都夠啦。當時真係冇咗自己。」她現在終於不再害怕別人的意見，可以走自己的路。
風雨蘭熱線：2375 5322
受害人報警權利備忘錄
在任何性罪行的案件中，毋須提出要求而獲安排由性別相同的人員接見：
1. 受到禮貌、同情和細心的對待，個人尊嚴和私隱亦得到尊重；
2. 在可行的情況下，獲警方安排在你認為方便的地點和時間接受會面；
3. 由你的代表律師陪同你接受警方會面；
4. 要求自行付款取得食物及飲品；
5. 兒童受害者或證人可：
．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接受會面或協助警方調查，但陪伴兒童的成年人必須與案件無關，並且不會妨礙調查；
．要求警方考慮攝錄會面過程；
．要求透過法庭的閉路電視聯繫系統作供（由裁判官或法官作最後決定）；
．由支援人員陪同在法庭作供，但該人員必須與案件無關。
註：此為約章，暫時香港沒有針對性侵的警方條例。根據現時警方內部指引，筆錄口供不能拒絕父母在現場，而涉及風化案的攝錄口供則應有社工陪同，而父母可以不在場。
資料來源：警務處《罪案受害者及證人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