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六日，醫管局員工陣線罷工第四天，當日有超過六千四百人參與；同日，屯門醫院心臟專科醫生黃任匡自願加入”Dirty team”。
「我尊重同業罷工，自己沒有做這個選擇，因為我是真的做不出來；另一個原因，就是罷工的前提是認為政府會着重香港人的生命健康，所以以此作談判籌碼，但我不認為是這樣，如果政府在乎市民生命，就不會讓警察以暴力對待年輕人。」黃任匡說。
「入伍」前，他與多名醫生都把頭髮「剷青」成軍裝頭，以避免頭髮沾上病毒；亦跟同事商量處理方法，如有隔離病房病人病情突然轉差，就要插喉及做心肺復甦；醫護要防止自己受感染，穿卸保護裝備亦不厭其煩地重新學習一次，大家有了共識：「無論如何都不能夠讓歷史重演，一定要保護好每一個同事。」
二〇〇三年，屯門醫院的謝婉雯醫生因替病人插喉而感染沙士離世。
髒組與淨組 醫護壓力同樣巨大
黃任匡說，有些同樣自動請纓入伍的同事，已準備繼承謝醫生的遺志，但新症的未知與不確定，不免令醫護人員精神繃緊。他記得有一天，一個斷了手骨的婆婆住進骨科病房，完成手術後，卻發現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十多名照顧過婆婆的同事當晚突然發燒，「挺可怕的」，當晚各人在隔離病房等待化驗報告，很多人哭了一整晚，「這件事反映不論是Dirty team或Clean team的同事，工作壓力都很大，不少人用酒精搓手液致皮膚爆裂。」
他說，Dirty team平均每日照顧一個病人需要更換十多套保護衣，因護士每四小時要檢查病人心跳、血壓、含氧量一次（一天廿四小時即六次）；期間，有些病人需要護士攙扶更衣、處理大小二便，每次都必須替換另一套防護裝備。加上，醫生巡房兩次，保護衣也會耗用兩套。「暫時是夠用，大家都找方法去節省，譬如幾件事情安排在同一次才做，幾個人的工作由一個人做，如果對象是病徵較輕的懷疑病人，便一次過完成檢查派藥等流程，減少防護衣物替換。」資源緊張，醫護人員隨機應變。大家加強溝通，一致對抗疫情。早班與當夜同事交更時，會開會詳細交代病房情況，醫生中午巡房後，會馬上開會討論下一步治療方案。
身在Dirty team 心繫即將臨盆妻子
即使下班，很多醫護都不會回家過夜，「不怕自己感染，最怕感染家人。」他說，自己入伍期間，亦一直入住酒店，每次與太太相約見面，就隔着一張桌子（保持距離三、四米）吃飯，到三個星期的Dirty team工作完畢，仍不敢返家，先自製14天washout period，安排假期和只從事不接觸病人的文書工作……直到回家。「感覺像回來人世間一樣！」他補充，因為他一直擔心懷胎十月的太太在他「服役」時早產，「可幸女兒待我返出來才出世，算生性。」
他形容醫護人員就像為疫情守尾門，中場就靠市民做好個人防疫措施。他說，在二月第一波疫情時，香港市民的防疫做得很好，那時屯院平均每日照顧五十至六十名疑似感染的病人，主要來自大陸、南韓或意大利的旅客。三月開始進入疫情第二波，則是輸入的確診個案增多，如一些回流學生，通常的病徵較輕微。
「不過，一旦出現社區爆發，就會是一些長期病患者和老人有事，到時就需要接駁呼吸機，要插喉，要將他門放進ICU，醫療設備有可能不勝負荷。西班牙和意大利死亡率那麼高，就是因為呼吸機不足夠，或者是ICU牀位不足夠。」他以屯院為例，現時Dirty team有十五名醫生，隔離病房已增至第六間，有一些已沒有負氣壓設備，病房開始緊張，只能集中低風險病人入住沒有負氣壓的病房，「但這是不理想的，因為低危病人也是懷疑個案，有機會在醫院裏傳播病毒。」
他說，除了醫護人員緊守崗位外，也靠民間的努力去防止社區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