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den Agenda與民間學院相繼受到制約，昭示的是與我城一脈相承的自由環境，如 何受到破壞。學者陳允中與馬國明不約而同說到，事件象徵的，是我們的城市，逐漸轉向極權時代。
上層思想的箝制
民間空間的重要性，除了鬆動各種僵化 的官方規範，更是透視出社會問題的核心。剛 完結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合約的陳允 中，多年來積極深耕社區空間，如鼓勵大眾簽 署《社區公民約章》，接連傘後的自主意識， 為自身充權。然而，當社區公民意識漸強，文化空間遍地開花，壓迫亦同時趨近。
面對當下語境，他提到，思考HA與民間學院，均關乎兩種政治層面的控制。「第一種較低層次的政治，是官僚主義的運作。」官僚主義涉及前線的執法機關。例如警察作為國家機器，其重視的，只是法令能否如常執行，秩序是否穩妥的考量，只能以刻板的規條作緊箍咒。
「第二種較深入的上層政治是意識形態上 的滲透。」他以福柯（Foucault）的「圓形監獄」作例，權力的操作不再以中心為據，改以分散的方式滲透，讓民間自危。好像規管HA 與民間學院的更大作用，是讓民間空間草木皆 兵，自我審查，自動萎縮，節省控制成本。
上層政治能控制與影響下層政治，環環 緊扣。他說到，工廈在十多年前是文藝組織的 天堂，正因為其屬於法例的「灰色地帶」，在 工業區構築了繁盛的文化密林。「林鄭月娥後 來擔任發展局局長時最大的破壞力，是將灰色 地帶『塗白』，『賺錢的白』。工廈發展成各 種商廈，文藝團體被迫遷出，法例亦需嚴格執行，成為賺取利益的配套。」
壟斷文化資源
民間學者、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副 教授馬國明，早年亦曾開辦曙光書店，他深明 針對文化與知識領域的規條，由來甚久。「我們需要理解，不論是HA或民間空間，政府所採用的條例，是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所立下的 『嚴刑峻法』。一是公安條例，另一是娛樂場所條例。」他提到，彭定康任港督時曾取消法例，不過，回歸後的臨時立法會卻將法例一字 不漏地還原。
「如今文化設施操縱在政府手上，例如康文署等，壟斷文化資源。這種統治方式，以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運作，不想將任何資源下放民間，與世界潮流的『知識型經濟』相違背。而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資產亦把持於西九文化局。民間應作出反擊，例如審查康文署所管理的古蹟，以及各區的文化設施，好像荃灣大會堂的空置率甚高等問題。」
曙光書店的倒閉經驗馬國明沒有多談， 不論是地產霸權或嚴苛法令，也無法讓文化知識積疊。他直言，我們現身處的，是更壞的時代─正步向極權：「極權首先從思想上控制，易於統治。過去港英政府自知是殖民地， 因此『嚴刑峻法』也沒有多用。如今我們仍身處殖民的時代，”colonization”就是外來的東 西凌駕本地的事物，甚或擴展至民間的知識層 面。我們能抗衡的，只有從重新理解香港的事物開始。」
陳允中亦說到：「我們整個社會就像一間 房子，而自由與法治是從殖民時代已有的遺 產。支撐着房子的倚靠各類文化與知識力量， 好像HA與民間學院。但當兩者也受壓，就像房子的兩根支柱逐漸磨滅，影響整座房子的結構。即使你沒有興趣上民間學院課，或不喜歡聽音樂，HA與民間學院的事件也關乎我們所 有公民。」
後記
面對過時法例及高地價的壓迫，民間組織似乎難以自救，本土研究社的陳劍青卻說，政府的打壓，民間學院的停辦，倒釋放了他們的能量，讓他們可以更專注 於本土研究。政府的打壓若是必 然，民間的反抗也是必然，要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似乎仍要看不同的民間組織，在壓力下如何組織起來，推動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