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元老級藝術家呂豐雅：中西合相的狀態，令香港有獨特的存在意義

「這種中西合相的狀態，是由於經濟政治上的獨特位置而形成。我們一直重視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益，不是說應用於政治鬥爭上，而是我們有獨特的條件和環境，使我們尊重同時接近西方。而我們擁有的這些，正是世上許多大城市沒有的。」——香港當代藝術家呂豐雅

香港藝術的邊界，經常被認為在中國當代藝術的熱烈討論中模糊化掉。要是重塑香港藝術的脈絡源流，香港當代藝術的軌迹，自有其獨特的孕育環境。被譽為香港當代藝術奠基人之一的呂豐雅，游走商業與藝術，其生命與藝術創作，隨香港社會與藝術發展的軌迹流動。在其春意勃發的作品中，彷彿可窺見那個生機乍現的時代。

藝術的機緣

呂豐雅無論水墨作品還是其他媒界的創作，多以蔬果等大自然物象為主題，很少看見歷史或地域的痕迹。然而呂豐雅從事藝術的經驗，和一生藝術的路向，卻似是水泥大廈縫隙中長出的植物，與香港的社會同行，在現實與理想的狹縫中生生不息。

「七十年代的香港，正值輕工業發展，製造與設計行業未向北移，香港無論工業設計、時裝設計還是平面設計都有極度需要。大學藝術課程的撥款去了理工學院，香港大學由是錯失了辦視覺藝術學校的機遇。直至三十年後，機會才回來，去了浸會大學。」是以呂豐雅當年是在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現時的專業進修學院）兼讀藝術與設計文憑課程，繼而修讀為期一年的現代水墨藝術專修課程，也由此遇上呂壽琨、王無邪、譚志成等水墨老師。

道可道 非常道

師承呂壽琨、王無邪兩位「香港新水墨畫運動」的領軍人物，呂豐雅的水墨作品同樣樹立了自身的藝術語言，延續香港新水墨的發展，創造了個人獨特的水墨風格。「我從這教育路徑走來，一開始就屬於當代，沒有從傳統轉移到當代的過程。」起步點即使有傳統筆墨的傳承，他形容當時創作自由度較大，沒有傳統水墨的包袱。南來藝術家落腳香港後，為水墨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養分。當年傳統嶺南派藝術同樣蓬勃，但不同派系自生自滅，各有發展。「我1972年認識呂壽琨先生，在他75年去世前一直跟他緊密來往。1973年我首個個展中，他跟我說：『阿呂，你不用把東西說得太淺白，《道德經》有句：道可道，非常道。」他形容呂壽琨同時重視啟發性與中國筆墨傳統，是以影響了其早期作品。他當時着重生命的演繹，由細胞到花果植物的綻放與凋零，並以有機的表達方法，亦受呂壽琨影響極深。

中西合相

他形容，流行購買當代藝術是近十年才有的事。不似呂壽琨其他學生如靳埭強、梁巨廷等，從事設計，呂豐雅一邊堅持自己的藝術風格，另一邊廂在銀行工作中謀生。他指，外資銀行工作穩定的薪金令他更放膽堅持自己的喜好，創造了第一代香港土生土長的藝術風格。「在”made in Hong Kong”前我們用的還是”Empire made”，那是大英帝國的用語。」他因工作關係周遊列國，沒有語言界限，同時具中國傳統背景的影子。這種自然而成的文化交匯有機發展，也往往被形容為香港的重要特質。「這種中西合相的狀態，是由於經濟政治上的獨特位置而形成。我們一直重視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益，不是說應用於政治鬥爭上，而是我們有獨特的條件和環境，使我們尊重同時接近西方。而我們擁有的這些，正是世上許多大城市沒有的。也正是令香港有獨特的存在意義。」在作品中流露這種香港獨有氛圍，正是他一直的期許。「『合相』的繪畫過程，正如植物的光合作用。也正如我希望透過西方的藝術語言，加上中國文房四寶的功力，在畫面上表達所思所感。」

除了技藝與藝術風格的融和，「合相」同樣見於其平面與立體作品之間。「香港早期教育相當平衡。我從前讀官立學校，較多機會發揮創意。那時有木工課，講求discipline與準確。於是英式木匠與中國入榫技藝我從小掌握。美術老師也在我畫的畫貼堂後，多給我一張畫紙鼓勵我創作。」他形容，兩種形式的作品互通，需要掌握對物料的感覺與空間表達。空間的表達，正是當代視覺藝術在語言和物料上共融的處理方法。

河流的石頭

呂豐雅的成長，幾乎是一代香港人的寫照。 他於前警察宿舍（即今天的PMQ）出生，父母為第一代移民，於中半山開了一家茶居。「當年鶴佬人來港謀生都做粗工。」他說。那是在西方環境中以中國文化方式生活的時代。後來父親肺結核，一家回鄉休養，他亦因跌傷一腳而受感染從此行動不良。沒多久父親過世，他再跟從母親回港讀書。七八歲的他上不了運動課，最多被派守龍門，也由此養成靜觀社會的習性。從工業社會中成長，到了工作年齡，香港已邁向銀行以鬥開分行為指標的商業社會。他在其中由Computer programming學起，到Systems analyst，「我記得銀行中最後一份跟電腦有關的工作為Computer Auditing，自此在外資銀行發展得很好，甚至不用自己找工作。某程度上見證了香港商業發展轉型的時刻。」這些工作都跟藝術無關，但四十多年來他從未在工作之外停止創作。除了商界經驗驅使他往後在藝術學院和機構出任多個要職，推動藝術發展。因工作關係移民加拿大期間，他開了一家art shop「雅趣軒」。當時市中心有一條河流，「上有水獺結巢，可想而知河水多清澈。都是雪山上流下來的水。」那名為Bow River，河邊馬路下從前原來是河牀，他拾起河牀石頭，開始畫石賣起來。在時代的洗擦中，他發現自身對藝術的執着似河牀石頭般從未消逝。

生命與自然

「我們藝術家都重視『師自然』，大自然這老師教我幾十年從未停過。」在加拿大的生活，加深了其「師自然」的體驗。1995年回流香港，他正式從商界退下來，畫石的經驗誘發他開拓其他藝術形式，在不同素材的多元探索後，他近年作品可見有意回歸水墨，而且漸漸由豐富色彩，回到節約的啞色彩墨交融，點線形構正負空間，含蓄表現植物的肌理與皺疊。「我始終喜歡靜態的表達方式。」創作這些偌大的畫作，動輒畫上好幾個月，但他堅持作品需有吸引觀者來到面前的衝動。從裱裝作品、繪畫對象的佈局與留白，他均需要一絲不苟地掌控。巨大堅實的蔬果又似生殖器官，壯嚴又祥和的呈現於觀眾眼前。猶如他繁複流動的人生軌迹，在龐大的生命力中交織綻放，看見嚴密而有機的姿態與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