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家・專訪】李傑：從台北回望香港，憤怒變成擲不出去的石頭

懸空的手勢

闊別香港四年，旅居於台灣的李傑受米蘭畫廊Massimo De Carlo一年前的邀請，回來中環舉辦個展。他習慣透過與空間形構關係，在繞過半個地球，再回到愛恨交纏的香港，他直言這是關於他這些年的情緒，關於對香港的情緒。

進門看見一雙凝定的手勢，背景隱約的色調越出邊界。下一幅關於手的畫作則被投映上一重又一重畫框。再下一幅，索性把畫上的手剪下，投映在透明儲物箱上，模糊穿透或反射於雙面牆壁和透明膠邊上：”There／is／something／in／my mind”的字眼逐字跳出。「那是我從飛機上看的一套電影中見到的，忘記電影的名字，只記得是Bresson的電影。」他見手的動作好特別，忍不住每每見到手的畫面都拍下，再轉化成自己的作品。他說他看人也不是看眼睛的，會看手，「我發覺手是比眼神更直接的語言，你好多時會控制不來，會震。又或者好嬲時會打人，但你未必打。控制得住不打，但你控制不住這樣。」他握起拳頭說到。

李傑常常強調他是憤怒的，偶然會爆幾句粗口。然而在隨和的語調中，倒是會為他的袒露而令人從緊張感放鬆下來。憤怒是真實的，但你會被他的沉靜緩緩引至憤怒的核心，甚或源由。由從前以形構日常畫面，抵抗被遺棄以至淹沒的實在生活，到近年透過媒介的轉化敘事，展覽在靜止與怪異的手勢牽引下，慢慢到最後，會進入一個關於殺人的故事，襯托在輕快的樂聲之下，畫面只是一枝靜止的純白色原子筆。

擲不出的石

「我的展覽通常整體看才是一個statement。」但他形容這次的作品雖然都在這一兩年的創作，但比以往都要零碎，或許跟其自身的生活有關。台北住五年，他仍以旅客身份在當地生活，一年坐百多小時飛機到處走，也會經常路過香港。然而，他每次回來，各種情緒都會湧現。知道要在香港做一點甚麼，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但我的作品不會談社會議題，談社會議題沒用的。而且現在的情況與我離開時已全然不一樣。如果以前的情況是用一句粗口搞掂，現在的情況，是我首次覺得以廣東話粗口的博大精深，還是遠遠不夠用的。」正如提到有些香港人總是想參照台灣，他就激動起來，「黐x線，天跌落嚟㗎咩，人地死咗幾多人，三十年前戒嚴，死咗幾多人先有民主選舉？」他不是沒看見台灣自身仍有許多問題，只是相對香港而言，變化沒有那麼急促。然而隔岸觀火，情緒沒有減弱，而是變厚。

「從前的憤怒像把刀，好銳利，好想擲出去。現在卻像塊石，擲不出去，只能壓住先。」在默默承受恐懼和憤怒之下，每個人都在思考行動的可能。太陽花與雨傘李傑都在現場，兩岸都彼此羨慕的時候，他看到的是同樣的無奈。台灣除了抗爭時吃得較好，他形容他們的警察比軍隊強悍，訓練有素。「有天下大雨，軍隊出來，又出水車。帶得走人的一都帶得多少得多少，不認識都帶回家去。大家一身濕，在木地板上，就隨便取了一塊從前畫的布，野餐起來，算是做了件作品。」

無所作為

台灣看香港，又以為香港人好勇敢。但他看到的，是香港人被擲催淚彈，不是自己去打。說過香港有事一定立即回來的他說，第一個催淚彈擲出來時，人在Manchester做展覽，心就不安，想要立即回去，第二天帶只裝了保鮮紙眼罩的背包就回港吃催淚彈。「但現場的感覺卻像笑片。」回到台北始終不安，剛被選中做陪審團，又來來回回。他最記得從高院出來，經過若無其事的Pacific Place，再走到金鐘佔領區，完全是超現實的畫面。看不慣金鐘的歌舞昇平，帶了一些台灣前來支持的年輕人，都是到旺角佔領區。

佔領其間，藝術家都在現場，但他眼看藝術在現場無所作為。看見自己的限制，倒是思考在框限下可以做什麼。「我由此知道自己有許多事做不來。但悲觀其實好正面的，要知自己有什麼做不到，代價是什麼，就會在限制中做得更多。我見過許多藝術家好黐線，以為自己什麼都可以改變。但用展覽批判社會，社會根本不覺你在批判他。」

「藝術本身無用的，但追求民主的價值，正正是你可以追求無用的東西，你可以關心你自己關心的，做你自己想做的。我們或者沒有那平台，但當代藝術是一個系統、工業。能做的或者是利用從中得到的，例如話語權等，去做更多事，影響更多人，令身旁的人也做到他確信的事。」他相信這是工業至少做到的，自己在其中他希望不做到不過份潔癖，從而爭取應有資源。

雖身不在香港，卻在兩年前於深水埗與友人們開設「咩事藝術空間」，他由是想到近日的Hidden Agenda受政治打壓，更確信空間作為抵抗的重要。空間對生活的影響確切，其中唯一有中文字幕的投映作品，巨大得跨越牆壁的框限，提到關於移居的感受。中段寫到「你說的原因當然並不是真正的原因」、「那偶爾出現的生活感／會有多痛？」。在割裂的零碎之下，他卻反而得到另一種感受。「那其實有時是一種踏實，因為你發現需要的不多，我行李中連printer都有，但這樣就夠了。當生活慾望減低，其實正好面對慾望。不易被慾望蒙騙。」新生活開闊想望。然而如展題，總有”Something you can’t leave behind”。他形容，新生活的痛處在於：「你展開新生活總有目的，可能為補償某種東西，掩飾某種東西。然而那很多時候更是出於內在的強烈需求，沒有辦法，那或者是不太清醒的狀態，可能會對那些說不出的東西恐懼。」但他感覺那種狀態不壞。對於破裂之後，他的想法或許正如Leonard Cohen歌詞所言”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