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文學 人間真相】陳曉蕾：扎根本土議題

陳曉蕾創辦的獨立記者組織「繼續報導」。

在華文世界，還有人談論報道文學嗎？那當然是有的，例如在不久以前，創辦《人間》雜誌的陳映真去世了，人們又再次提起報道文學──作為一個時代的終結。對香港人來說，提到報道文學，可能仍是想到中學時閱讀的《唐山大地震》，但其實在這城巿，無論是向世界出發，還是探尋城巿內部的議題，仍有以記者訓練為基礎的報道文學書寫者。

「例如說，當我在描述一棵樹，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形容它。但作為一名記者，那棵樹是要確實存在的。」當我們談到報道文學與調查報道的分別時，陳曉蕾這樣說。報道文學中，那文學的名字，讓大家很難去定義什麼是才是報道文學，但對陳曉蕾這位獨立記者來說，這分別其實不太要緊。「我是一名記者，作品會不會被視為文學，我其實不太理會。」從獨立記者到成立「繼續報導」這組織，甚至將會推出月刊，她着緊的，其實是在香港可以怎樣走出繼續報道的一條路。

獨立出版的路

受訪時，陳曉蕾的新書剛推出了，在三星期內，一套三本關於香港人臨終階段的新書，以及「死在香港」系列，一共賣了二千多本，「新書已賣超過五百套了！」陳曉蕾不無雀躍地說。

陳曉蕾新書《香港好走 怎照顧？》、《香港好走 有選擇？》與《平安紙》。

最重要的是，這次陳曉蕾用了另一種方式賣書，這次她成立了獨立記者組織「繼續報導」，這次她是與三聯出版社合作出版，但就自資印刷，也會在網上直接出售，又有部分會賣給三聯，「不知為什麼香港很少這種合作的方式，要麼就是獨立出版，要麼就全交給三中商。但對我來說，我就會想一些空間可以合作。」

為什麼不？很多時也是資源問題。1999年起寫專題報道，2009年開始獨立採訪，由《夠照──為甚麼午夜會出太陽？》開始，開展了報道文學作agenda setting的一條路。後來的《剩食》、《正菜》、《死在香港》系列，在本土不同的新聞議題中着力，也讓陳曉蕾累積到一定的知名度及信譽，這讓她可以令到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捍衛自己的故事

「我其實是很看現實情況去發展。在報館，即使之前在《明周》可以寫到一、兩萬字的報道，但如果題目需要更深入，你沒可能在報章寫到十萬八萬字嘛！而如果要出書的話，我沒可能依靠那10%的版權生存嘛！那其實只是『遇神殺神，見佛殺佛』，不斷找方法去做到想做的事。」而繼續報導這組織，其實就是陳曉蕾開拓的一條路，「這只是讓記者之間，可以互相支援，可以繼續報道下去的組織。剛好我在出版上有點經驗，也有經驗怎去推一個議題，讓大家覺得有趣。」

陳曉蕾坦言自己還沒有能力去幫助很多人，現在繼續報導的成員不多，林茵就是其中一名成員。她曾在《明報》工作，「這工作很易burn out。」相對年輕的林茵這樣說。後來她又在《蘋果日報》、《壹週刊》工作，「也許那文化不太適合吧？我覺得文章出街時，通常也不是我自己所想的模樣，文章會被粗暴地編輯過。」

「這樣說會不會不太公道？」林茵說。「其實也不是改了很多啦，但可能是我對文句比較執着吧。」於是林茵也跳了出報館，以教育為題目，在兆基創意書院觀察了半年，做研究，做訪問，現在已完成十多萬字書稿。「現在我自己也是身在努力做好一個題目的階段，還未有經驗怎去推動一個議題。」

陳曉蕾

林茵

記者的自覺

無論是陳曉蕾還是林茵，兩人都有記者的自覺，去調查研究一些本土的重要議題，甚或推動社會去討論議題，但說到自己的作品是否報道文學，她們也是存有疑問的。「在報道文學上，我是衰過一次的。」陳曉蕾說，「很久之前，有出版社約過我稿，要我寫一些院舍的故事。他們說要用文學的手法，我就問，『報道文學』是否文學？他們說是。於是我就用自己報道的方式，做採訪，看了許多policy然後組織。交了第一章後，一路沒有反應。終於兩、三個月後，我將整筆錢退回給出版社。」

出版社沒有給陳曉蕾反應，但後來，出版社是找了一個小說家來寫小說。「是把所有人訪變成小說啊！」陳曉蕾說，「對我來說，記者的好處就是，那些故事不是我虛構的。但出版社似乎有不同的判斷。那次之後，我就不叫自己的作品叫文學。我其實覺得，要寫好的報道，手法要求其實也要很高的。你要深入淺出，你要有佈局……這些也是文學技巧啊！」

陳曉蕾也說到，現在有人會說到「非虛擬文學」，但她其實不太懂那是什麼。「鄧小樺也叫過我去一個講座，教寫非虛擬文學，我就說如何採訪啦，但她又說不是這樣，我也不知道要求的是什麼啦。」

「內地現在很盛行這樣的，有堆記者做了採訪，根據社會事件去寫作。不過很可怕的是他們有機會是『作嘢』的，好像是《我們最幸福》的那一種，不知怎的，他們會知道人們幽會時的天氣、風聲如何，對方內心又在想什麼。」林茵說。

也許是報館出身，是否冠上文學之名，她們也不在意，重要的是報道本身的手法、深度與倫理。「許多人也有不同的界定，但對我來說，我就好端端的，是一名記者，我在寫報道。」陳曉蕾說。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