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和煦的午後，侯季然坐在香港大學的小房間內接受訪問。他靠窗而坐，陽光靜靜灑進，彷彿凝固了當下時空。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到他的作品《書店裡的影像詩》（下簡稱《書店》）—書店裡緩慢流逝的時光，被鏡頭定格停留。
他早前因文藝復興基金與UA CineHub所籌辦的「音樂電影節2017」來港。電影節放映他的新作《四十年》。雅爾的他接受訪問時談及創作的種種，一切皆由細節的觀察而起。
以人出發
「小清新」、「小確幸」彷彿是台灣文化的代名詞，侯季然的作品是其中的顯例。他的作品裡詩意滿溢，鏡頭徐徐流動，很輕很慢。「我對拍攝對象都有深刻的感覺，因為紀錄片都是在拍攝活的東西。」他對鏡頭下的人與物皆傾注情感，因此其「小清新」不會顯得矯情，而是鋪陳了厚實的生命，也突出「小」的重要。「我拍攝的紀錄片，皆從個人經驗、庶民角度出發，揚棄大歷史。還原個個人的生命與軌跡，才是真正有意思與獨特的事。」
好像他的新作《四十年》，敘述台灣民歌的歷史，當中不免折射時代政治環境。但影像由人出發，以人觀事，因此不會顯得乾澀，更帶著個人生命軌跡的幽微覺察，讓人動容。對此，他說到：「片名最終改成了《四十年》，已是希望強調從個人出發，而並非單從民歌。更能著重時間與生命的流逝。」電影裡以個體生命的故事串連，有的早已離逝，成為傳奇；有的則仍留在原地，哼著與時代格格不入的調子。漫長的民歌路，侯季然記著的，是交上生命，在路上走的人。
啟發於文學
除了專注於個體的生命歷程，作品靠近被拍攝的事物，也是其風格特色。「有感覺」似乎是其中創作關鍵。他在談及不同作品時，也強調創作的起點「有感覺」。從感覺出發，難免抽象，如何通過鏡頭與各種細節來呈現「感覺」？「好像《書店》，影像不用說話，只需取於自我的解讀。因為即使現實世界多麼不如意，或無法改變，待在書店裡能逃避現實。文字與影像皆充滿感情，且寬廣自由，創造欲望。」
侯導對書店抱持如此濃厚篤定的感情，源自他年輕時耗在書店的日子。「我年輕時的閱讀經驗都是與一般青年無異，無非是武俠、亦舒與瓊瑤，彷彿能進入別人的世界。」真正進入純文學的起點，是朱天心。「偶爾讀到朱天心的《擊壤歌》，讓我深受悸動。書裡盡是一些圍繞高中的小事情，但它啟發了我，能夠描寫一些並非很戲劇化的事物，生活化也值得被重視，對此我有著很深的共鳴。」
小的重要性
淡然的日常漸被視作遠離批判，因此近年「小清新」漸成貶義詞。如果我們將小清新換成對日常與個體的重視，以小見大，那「小」亦可充滿批判與政治性。
侯季然對微小的重視，大概由自身出發。「我剛開始當導演，獨立拍攝的時候，是拍我自己。因為我是內向的人，不敢將鏡頭投向別人。但始終自己的經驗有限，才愈來愈敢拍別人。但對我來說，拍攝紀錄片始終是帶著自我的方式，即使我沒有被呈現出來，例如沒有旁白等，但我在作品裡選擇的角度與剪接，已是自我的展示。」
他現時拍攝前會先做深入的田野調查，也以深度的訪談作基礎。好像《四十年》裡多位民歌的傳奇人物（如胡德夫、李宗盛）也現身，娓娓而談民歌的故事。也有人無法現身。電影其中一條主軸是英年早逝的李雙澤，雖去世甚久，但他對台灣本土的民歌影響深遠，因此其身影仍縈繞作品裡。「李雙澤一直被遺忘，是很晚才被發現，他與胡德夫的民歌是兩種路線。胡德夫是很影響社會，也影響到社會運動。而李雙澤的影響力在學學生與校園裡，較多青春感受。因此我也嘗試在《四十年》展示兩條路線的對話。」
台灣的獨有文化
侯季然拍攝《四十年》，除了將被遺忘的重新被記起，更重要的，是翻開台灣土地所孕育的根，讓其繼續成長。「台灣一直很受美國文化影響，充斥翻譯歌曲。直至七十年代才流行標榜原創的民歌。《四十年》裡重視的，也是民歌留下的資產—原創精神。」他說到，商業總在重複，而原創才能開拓新的文化精神。「但我不會在作品裡下結論，只想呈現留下的這些人，他們現在的模樣。愈微小才最具力量。」
不論是獨立書店與本地民歌，侯季然也重新端看台灣的獨有文化，挖掘其中微小的細節，還原生命的可能。他笑說著，自己離不開台北，因此作品都帶著淡淡的台北精神。「我不論到哪個城市，也會回頭思索台北是一個怎樣的城市。它貌不驚人，卻是華人地區裡，有著很大的包容與空間。」鏡頭依舊流轉，下一次被捕捉的微物，大概依然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