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回歸以來，透過藝術討論本土歷史、文化身份、主體探索的聲音不絕於耳。曾幾何時，藝術的身影，更見於社會抗爭場面。反高鐵的苦行、皇后碼頭閱讀《我城》、藝術公民的持續行動等。二十年來藝術與公共的關係在抗爭的節節敗退中同樣受挫， 藝術家均輾轉思考藝術的位置。曾德平二十年來對藝術觀念持續反思，至近年幾乎絕跡於藝術圈，彷彿過着歸田園居的生活，但仍然可見一種藝術家對於香港前途的持續回應。
今天認識曾德平的，都記得那頂着草帽穿白汗衫、頸上圍一條毛巾的形象。那是他開始種田學彿後的事。在此之前，他活躍於各大本土抗爭場面。在回歸之際，又與梁志和、梁美萍等幾位較年輕香港藝術家成立獨立藝術空間Parasite。一次又一次藝術態度轉向，正與二十年來的香港社會以至藝術圈的發展息息相關。
本土追尋
「中英聯合聲明簽定時，會想為何沒有香港人參與？大家都說到時就可以正正式式做個中國人。那九七前我在香港的生活是怎樣的呢？」1985年曾德平還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正準備做Final Year Project。由此而起，他從自身的成長出發，回顧小時上環居住的環境，「後來又在該處成立了Para/Site。」
水坑口英文名字為Possession Point，直譯為佔據點，正是當年英兵登陸的位置。「香港的開始，原來在英兵登陸的一天，就在上環那位置。」他以攝影和印刷，製作了三張海報，把小時在磅巷樓梯的回憶，兒時愛玩的西瓜波還有波子，融入設計，以為視角元素重構個人回憶。他形容，當時師生間，只有一位英國學者Matthew Turner，意識到香港工廠北移後，「香港製造」的品牌會從此消失，找他們回家找來有相關標籤的物品，後來跟何慶基於香港藝術中心做了一個名為《香港製造》的展覽。「反而一位英國人成為了香港專家。」
他由當時起，就發現每當香港發起新項目，除了經濟，好難有其他深度思考。「這與香港的誕生，本來就是與經濟利益有關。人們起初好像好難面對這種現實，到目前問題日益普遍，加上經濟環境跟我當時那代人經歷的全然不同。這是為什麼現時年輕人都感到走不下去。」
踢街波還是踢世界盃
到臨近九七，一眾藝術家最擔憂的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九七勾起一眾藝術家對文化身份的思考，我在藝術圈亦開始認識比我小十年、剛畢業的藝術家。於是開始找尋新的可能。」1996年，為碩士論文到台灣參考如何以本土元素做創作。眾人一起前往，發現藝術自主空間極多展覽以外還會辦研討會和自主出版。回來後發覺香港的展覽場地租金極貴，又諸多限制。「當時租藝術中心五樓的畫廊，一星期要三萬租。其他政府場地，限制更多。包括你的作品是什麼，怎樣掛，螺絲是什麼都要管。」不久一個畫家朋友就在西環近堅尼地城一個空置單位，又潮濕又發霉，但租金極平，二話不說眾人租起來嘗試各種可能，成為獨立藝術空間Para/Site「三個月我們七人輪流做展覽。地方夠大，同時可展三份作品，而且每次有一個月時間。在當時而言是破天荒的機會。」他猶記得首次展覽，大半藝術圈的人都走上那幾百級樓梯前來。發覺這或者本來就是藝術家最需要的東西。
他當時的作品都以社區為主，其中一個展覽《哈囉！香港- 第三集》就以竹棚與紙船為元素，跟維多利亞港對話。同時藝術發展局剛於1995年成立，申請資助彷彿又可以成就太多可能。「不過當時內部已有兩種陣型。我的立場傾向社區，較平民化。另一邊中大藝術畢業的，以gallery artist的形式受教，希望的是做高水平畫廊及藝術空間。」在經過頭十年時勢使然，加上他的取向。Para/Site還是傾向以社羣藝術，行為藝術，裝置藝術得傾向實驗性的作品。「十年後突然發覺，社區其實可能並不需要這種藝術，只是我們一廂情願以為需要。」他由是退下來，讓Para/Site向畫廊式藝術空間發展。因為水準夠高，達世界級水平，而可以引入不少外國藝術家。其中一位後來加入西九策展的德國人Tobias Berger也是當年由他們引介。「我約他在灣仔修頓球場見面，跟他說Para/Site在做的是踢街波的事。只望更多人參與其中。但他的想法是國際化的，要踢的是世界盃。談了一個早上後，發現也是時候退位了。」在退出藝術空間前幾年，同時正是他在社會前線最活躍的幾年，在此起彼落的本土抗爭中，親身耳聞目睹統治下的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