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碧雲書寫中的社會歷史與個體生命緊密連繫，作品背景無論是否在香港，始終離不開與香港的關連。小說中的溫柔與暴烈，仿佛要書寫至苦難的盡頭。而這些苦難在歷史格局擺盪，往往連繫到世界上不同時空的對照，關乎一種人類的生存狀況。
二十年離開與回來
她說早些日子，在西班牙，人們以為有恐襲，在街上狂奔，勾起她對一些場面的回憶。她哭了整晚，早上說到一句：二十年了。然後發現有些事情從來沒停止發生過。她對97的印象，首先來自父親：「父親走共產黨的，小時就跟我說，你死啦，共產黨收返香港。 」那時我得幾歲。她小時候從來沒有回過大陸，後來才發現，原來那裏有親戚，原來是有鄉下的。八十年代有機會於紐約中文報社工作，有人勸她留下，幫她申請綠卡。「那幾個月，我租了人家的房子，那洗臉台，到這裏。」她站起來，手橫在心口前。「我坐地鐵，手永遠拉不到車頂的扶手。」於是她就回來了。「其實落決定就是這樣。你留下就意味你要一直承受。」1989年，因工作關係到過六四現場，沒有更多形容，只能說：「當時的感覺是驚異。」
出行是她持續的狀態和書寫的主題。對於不斷出走，她形容是因為：「忍不到就起身走，常常忍不到。」《失城》中的故事，那些回歸前的狀態，她說正是當時周遭耳聞見睹的現象。
不變的苦難
黃碧雲說開始有意識地書寫香港，是《烈女圖》，1997年左右開始，得藝發局資助，但原來有限期。她透過深水埗Soco找到老人訪問，是三代女人的故事。「當時發現她們的語言不一樣，我要放棄自己一貫說話的方式去寫。說着說着會有一些人物突然出場，你要猜那是誰。」在《又喊又笑 — 阿婆口述歷史》她用全粵語書寫，發覺那樣寫太「長氣」。由採訪書寫、語言運用到書名，都跟 2012年出版的《烈佬傳》一脈相承。「不過男人說話，一句起兩句止，是兩種語言。當時用粵語寫的想法是來自黑社會術語和黑社會詩。 他們有些人說話好少，幾個小時訪問，只說幾句。」她形容，要寫下的，是不說話的人。
非虛構書寫
訪問約在赤柱，當天快要掛起八號風球，她還是來了。原來是跟新小說有關，從鴉片戰爭入手的非虛構書寫。「沒有訪問的，當時的人都死了。」而赤柱是香港是最初有人住的地方，「當時應該有個清朝的細官，有千多人，有漁村，有做礦石的。另一樣是海盜。後來就是港口，成為鴉片出入口，這就是香港歷史。 香港多黑社會片，不是偶然。幫會文化早已出現。」她早前坐了四十日船從歐洲到廈門，發覺正是當年英國人來港的航道。「廈門落船是因為想看香港是否只是偶然?與其他港口有沒有不一樣。」再翻看當時的商船，甚至戰船的日誌，還有當時的人的傳記，她發現：「香港命運當初 都只是因為簽約而起。大陸成功令你抗拒，反殖民反帝國，講了那麼久，我發覺我該寫他們看不見的。」後來又去了南京實地考察當年簽約的現場，查找到文獻有說香港人性悍，「粵東民悍夷驕，動輒滋事」正是來自清道光欽差大臣耆英的奏摺。「百多二百年前已經如此。 反而令我對現在的焦慮減少。你要習慣，中國 人說你是賣國賊，不愛國，要習慣的其實就是那種不知道是什麼，不可能被歸順的。」
關於運動
到雨傘運動初期，她站在橋上看過一次。「對我們經歷過的而言，不會感受到那時的樂觀。那與香港無關，而是人是不變的。」她說破滅過一次， 不會再去破滅第二次。她以為她已經不會再失望，但原來失望是需要累積的。她想到俄羅斯，提起《二手時間》中一個hunting遊戲，有錢人給你一千元，你跑走。開槍射不中，一千元是你的，跑不走是你不幸。而一百五十年前，《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寫到，農奴的八歲小孩，用石頭扔瘀了獵犬的腳，將軍下令將小孩剝光衣服，叫他走，讓獵犬追咬他。母親饒恕了施虐者，抱着放狗將她兒子扯碎的主人，說:「主啊，你最公正真實。」黃碧雲說:「一個小說，一個是採訪。中間相隔一百五十年，中間經歷多少革命，但兩件性質多接近，都以侮辱和傷害他人來作為自己精神上的興奮劑。」
準備新作時，她又看過1966年4月因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九龍騷動的資料，主要參加者盧麒/盧褀，不到一年後被發覺在朋友家上格牀用裇衫吊死，被裁定自殺，死時二十歲，遺書寫到:「我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國的倚靠，無主孤魂的到處漂浮」。她從而看見一種矛盾，遺書中說到沒有保護，會覺慘。現在要來保護你，你更不想要。「這就是那種邊緣性，永遠是相對而言的。當年與中國割離，完全不知那邊當下的狀況。像我不知道原來我有鄉下，到現在要你返鄉下你也不想。我們抗拒的，不是一個固定對象來的。我們這種邊緣身份是不能馴服的，也永遠在流動。」
關於破滅
「五百年前，一百年前，到現在都一樣。連少數與少數間都會互相憎恨。」她說，像布紐爾電影《被遺忘的人》(Los Olvidados) 「侏儒乞丐，乞到錢後，去搞盲的小女孩。不要以為少數善良，少數也會憎恨其他更弱少數。情感上難以處理的，是人性的殘忍。」近來在看《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她，感到其中的內容直頭好像是在跟她說:「有什麼可以justify人類的苦難？任何信仰都不可以。你只能愛遠的人，不能愛近的人。」故事中有一個貴族婦人說:「我對人類的愛那麼大，你信嗎，我有時會夢想放棄一切，我所擁有的一 切，拋棄麗莎(病女兒)，加入『憐愛修女會』。……沒有傷口，沒有潰爛膿瘡可以嚇怕我。我會洗乾淨，用我雙手為他們洗浴，我會做受苦人的病護，我可以吻那些傷口……但，我可以維持多久？……那些你為他洗膿瘡的病人不會立刻感恩，不欣賞或甚至沒留意你的善行，甚至呼喝你，粗魯地叫你做什麼什麼，甚至向有權位的人埋怨—這怎樣？你的愛還可以存活嗎？」而書中另一醫生角色也說:「了解一個人愈多，你愈無法愛。」那怎樣書寫下去?她說書寫是安慰獎，有時得有時唔得。「我最近也深深細視我自己與他人的冷漠，非常恐怖。不是說，破滅了，變得冷漠。而是因為破滅而看清楚冷漠。」她從前曾經以為寫的過程會有答案，結果有過一段好長時間沒有出書。最後，只有接受沒有答案才寫得下去。「人的痛苦與人的殘酷都是無邊盡的。文學的工作其中一樣，是要把這些剷出來。 」
後記：書寫作為行動
「寫作並不被動地紀錄。這種介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行動，不單波動着語言的界線，它同時是情感、想像與事件的交會處，寫作的痕跡因而重新賦予歷史一種動態。」謝曉虹於《香港文學大系—小說卷》的導言中寫到。文學與公共幾乎不能二分，更是一種或隱或顯，互為影響的關係。 董啟章與黃碧雲二十年來在書寫中，不約而同地經歷過，「曾經以為寫下去會找到(答案/真相)，但原來是找不到。」在社會意想不到的變動之中，書寫與城市的命途無從分割。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