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受喪女之痛的母親，絕望中買下三塊廣告牌伸張自己漫長等待卻遲遲不來的正義。然而，廣告牌雖豎立起來，她所等待的真相不僅沒有加速而來，反倒引發一連串傷害甚至死亡。全球有四千五百萬人觀賞《廣告牌殺人事件》，不論是今屆的奧斯卡或金球奬，《廣告牌》也奪得多個奬項，因其所探討的問題亦是人類千百年來的疑問。
廣告牌如何殺人？
一條鮮有人走過的公路旁，三塊荒廢了三十年的廣告牌是別人眼中的廢物，卻成了失女母親的控訴工具。女兒被姦殺7個月後，等不到真相的母親米德烈太太（Mildred）(Frances McDormand飾演)，租下三塊原本無人問津巨型廣告牌質問警方辦事不利。
三塊廣告牌以紅底黑字發出連續三個質問：「垂死時被強姦」、「還沒捉到犯人？」、「警長威路比(Willoughby)，為什麼？」。
紅與黑本來就是一組極富情緒意義和象徵意義的色彩符號。不論是《紅與黑》中關於軍隊與教堂、名譽與死亡的象徵，還是極權納粹黨旗的顏色；片中廣告牌的紅色亦可理解為母親的憤怒與對警方的警醒，但不論哪一種似乎都極具權威性和反抗性。
挑動全城「集體無意識」
廣告牌何以能殺人，只有視覺形式帶來的壓迫仍顯不足。如果說在此之前，母親與警察的矛盾屬於個人矛盾，那麼廣告牌則將這種矛盾帶入公眾領域，事情變得複雜。從母親的角度來看，她之所以認為廣告牌可以幫助她監督警察「專心工作」，還在於她將自己所認為的公義公諸於眾時企圖尋求的「羣體心理」，即希望有更多人幫她維護她所認為的公義。
廣告牌上極具煽動性的「廣告語」挑動着與事件有關或無關的每一個人的神經——不論是影片中的人物還是觀影者。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Psychologie des Foules）指出，這種激烈情感的促動最容易使人將情感與思想都關注於同一件事，從而「集體無意識」被喚醒，個體獨立思考消失。這種「群體心理」可能引發「數量正義」——真正追求正義與真相的聲音被埋沒。有時「羣體就是法律，羣體就是道德，羣體的行為天然就是合理的」，即便這些人可能並不同時在場。
故事一直發展下去，一場本身「一人對警方」的角力，相繼引起宗教， Mildred兒子的同學（教育），甚至一個只是替廣告油漆的黑人表態歸邊。這實在令人聯想，看似平靜的南方荒廢小鎮，單單三塊平面廣告牌，便足以牽起的是全鎮人警民、種族、同性戀與宗教的仇恨，這個鎮發生了什麼事情？
今日網絡世界類同，當下將某個事件中自己的觀點、怒火、怨氣發佈於網絡，從而引起羣情激奮、甚至網絡暴力也是一樣。而公眾言論對司法的影響卻不可小覷，資深大律師譚允芝就曾在一次法治論壇上提到：現今，網絡暴力，尤其是對司法的無理謾罵，已經令很多有興趣、有專業素養、想要進入法律體制的人望而卻步……不但紐約人仿效《廣告牌》，向政府施壓注視敍利亞的問題，近日英國也有社團模仿影片中這一「有力」方式為在火災中去世的人伸張正義。然而，無論是廣告牌還是網絡，當觀點和情緒只要長按Like便可以各自表態，但又有多少人在真正追求真相和公義？
暴力是不是最好的辦法？
《廣告牌殺人事件》還充滿了各種暴力的展演，片中的每個人似乎都在或多或少地經歷着暴力。以母親為例，她首先無疑是暴力的受害者：女兒被性暴力致死，經過漫長的等待，警方仍無法找出真兇。但萬般無奈之下，她自己卻也成為了暴力的施予者。提到暴力，我們腦海中大概會浮現殺戮、流血、爆炸等場面，但齊澤克卻在《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中提醒我們，常常被忽視的恰恰是「語言」暴力和「系統」暴力。
可見的暴力，如女兒被姦殺、警員狄克森（Dixon）將廣告商扔出窗外、Mildred放火燒警察局，被齊澤克稱為「主觀」暴力，它由清晰可見的行動者所實施，是暴力中最可見的部分。但影片中同時包含了另外兩種暴力，即存在於語言及語言形式中的「符號暴力」和為了某種體系順暢運作的「系統暴力」。
讓我們來看看，這兩種暴力如何運用電影語言傳達：廣告牌力圖製造的緊迫感和道德批判與現代商業廣告一致，具有某種虛假性並迫使人們不願花時間思考，從而引致更多不理性的行為；片中，女兒出門時母親的咒罵則更是一種明顯的語言暴力。系統暴力在片中可能不易被察覺，它發生在母親與威路比警長的第一次對話中。母親認為，為了有效地緝拿真兇，應該抽驗鎮上甚至全國所有男人的血並建立數據庫——這裡，不得不令人思考母親所追求公義的手段是否公義？好在威路比警長一直提醒她這麼做將違反民權法。及警長的自殺，沒有解釋原因，細閱的遺書，發現他的鬱結長期暴露在暴力之下。
「你知道成為一名警探需要什麼嗎？你所需要的，是愛。因為有愛才能冷靜，冷靜才能思考。有時思考才能找到線索。這才是你需要的，你甚至不需要槍，更完全不需要憎恨。憎恨不能解決任何事，但冷靜可以，思考可以，你可以試試看，換個方式。」
影片的轉折發生在威路比警長自殺後。不堪癌症自殺的威路比留下了給妻子、Mildred和警員狄克森三封信，信中他真情流露，呼籲愛與放下仇恨，試圖拆解人與人、人所處社會的矛盾。也難怪，作為處於整個事件漩渦的人物，他卻一直持有一份難得的坦然和冷靜。
城中人：每人的「恩典時刻」每人的表態後排他
影片將人與人的和解歸於人性的頓悟，這一點在開篇母親Mildred去找廣告商租下廣告牌時已埋下伏筆。廣告商小紅·威畢（Red Welby）當時正在讀奧康納的《好人難尋》（The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在這本關於暴力與救贖的小說中，作者提出了「恩典時刻」（Moment of Grace）的概念；就是指，自私、墮落、愚昧、麻木的人物也總會在某一時刻仿佛突然受到精神啟示的「頓悟」，內心發生變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影片中的這種時刻，大概是威路比警長咳血之時，是警員狄克森讀出警長遺書之時，是Mildred看到自己放火燒傷的狄克森死裏逃生仍冒死抱着女兒姦殺案的資料檔案之時。
然而，在人性閃光之處，也不禁想問：與真相一同缺席的是否還有社會援助？失去女兒的心理創傷，似乎令母親的一切行為都可以被理解；但經歷創傷後，母親甚至全家如何走出這種創傷、如何面對以後的生活也是值得考慮的問題。如Mildred面對前夫的指控：「廣告牌不會令女兒復活」；她憤然回敬：「你身邊19歲的女伴也一樣不會令女兒復活呀。」及後出現的人物陸續對事件中表態，後期有支持Mildred的人也漸漸被她言語間的利刀刺傷而排斥她。最後，在電影中真正案發現場草叢中埋頭苦思案件，只有Mildred與威路比警長二人。
這令人聯想到上個月，九巴事故中應該也有不少家屬、親朋要面對這樣的心理創傷，儘管社會福利署建立了經濟援助、心理輔導和24小時心理治療熱線，但對整件事的報道中，這似乎並沒有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如何撫平死難者家屬的痛，一切如黑紅、尖銳的廣告牌，最好收下不提。
對理性的追求和對善惡、公義的道德性、社會性探討可追溯至古希臘，但《廣告牌殺人事件》，不致力於告知人們應如何去做的教化意義，而是把一系列事件所觸發的結果和影響都呈現給觀者，在一切答案不明的開放結局中卻也做了最明確的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