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日本電影學者四方田犬彥是一座文化座標也不為過─不論是日本電影史、西方電影專論，甚或比較文學等，他亦曾涉足。不過，無論是哪個範疇，亦回到他對社會權力的批判。生於1953年的他，趕上火紅年代的尾班車，見證街頭運動愈演愈烈，還有文化思潮的湧現，與席捲全球的理想青年等；更有導演（如足立正生）直接投入革命。四方田高中時亦曾投身學生運動，成為搖旗吶喊的一員。時代別去，日本的社會變革力量消沉良久，街頭的青年早已年華遠逝。四方田至今仍帶着慧黠且尖銳的雙目，投向各類文本，並視之為曲折的稜鏡，窺伺社會意識的複調。上月初獨立電影節舉辦若松孝二及足立正生的回顧展，對照二人的影像革命，更邀請了四方田犬彥來港分享。半世紀轉眼已過，激情早向歷史的波折間蕩去。四方田今天站在跟前細述仍歷歷在目的場景；他所見證的，就是日本當代史中不可繞過之處。
訪問在彌敦道旁的一間酒店中進行，我們請四方田站在小小的放映室門前拍照，穿得花俏的他，仍像六十年代在東京地下影院「蠍座」（The Theatre Scorpio）門外探頭探腦的少年。四方田的故事，從這間小小的影院開始。
六十年代 社會躁動與影像革命
踏進1960年，正值昭和時代中期，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即將舉辦（1964年），整個城市朝向前方急速發展。貌似安然的社會狀態卻隱伏變動的暗流。隨着《美日安保條約》的修訂，日本掀起連番的「反安保」運動，日本東京大學學生樺美智子更在抗爭中死去，引發更多的青年走上街頭。此起彼落的反抗運動也逐漸爆發，六零年代的革命情懷隨之展開。除了社會變革外，文化藝術在此背景底蘊下也難以獨善其身，藝術家與導演皆積極回應當前熾熱的氣氛，造成思考與體制的極大變動。當時不少原來在電影公司拍片的導演紛紛選擇離開，好像大島渚也離開了作為日本四大電影公司之一的「松竹」。過去的拍攝模式，因此出現了新的變化。他們明白到，回應當前社會運動的影像，不單要在內容與風格上展現，更要在影像的生產體制中着手。
逃學去看「蝎座」地下影院
ATG（Art Theatre Guild）隨之在1961年成立，成為日本重要的獨立電影發行及製作公司，日本地下電影的概念逐漸形成。除了一批從主流電影公司離巢的導演如大島渚、吉田喜重、今村昌平，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亦參與其中，拍攝出大量的前衞作品，ATG遂促成了「日本電影新浪潮」運動。除了拍攝製作以外，及至1967年，ATG更在新宿開設了「蠍座」地下影院，名字源於美國導演KennethAnger的作品《Scorpio Rising》（1963），起名的人正是三島由紀夫。「蠍座」引介西方的藝術電影之餘，亦放映日本先鋒導演的作品，成為電影文化的集中地。四方田年僅十三歲已成為ATG的會員，對電影的熱愛由此栽植。
六十年代是電視媒體開始發展壯大的時期，電視也成了普及的娛樂商品。年輕的四方田沒有沉浸在此新興的機器，「我在四、五歲時已喜愛觀看日本武士電影，及至中學時老師放映了《大國民》（Citizen Kane），這是我首次記得導演的名字。」他更直言：看電視只會令人變得愚笨。因此在「蠍座」流連成了他唯一的「娛樂」。「當時『蠍座』的門票大概是80日圓；成為會員的話，一年只需500日圓。而且只有會員能進去看『黃色電影』。」據四方田憶述，「蠍座」是一座能容納約一百人的影院，日間放映獨立電影，晚上則進行日本傳統的演歌表演。他仍清晰記得在小小影院中看過的電影：1966年的英國電影 《Dutchman》、柏索里尼的作品，甚或當時日本較前衞的導演如松本俊夫及吉田喜重的作品。他將名字逐一寫下來展示給我，彷彿當日鮮活的記憶仍躍然紙上。
他笑說，為了看電影而逃學是常事，有時候他在「蠍座」門外看到一位男人向他揮手，他以為是因逃學而招來的
責備，於是趕緊跑掉，後來才知道那位是ATG的老闆。2002年，他們在越南一個影展中重遇，四十多年過去，他仍記得這位終日在戲院蹓躂的少年。ATG如此成了日本前衞電影的重要轉向，也是四方田無可磨滅的印記。
三島由紀夫電影 預言了四年後的切腹
ATG與「蠍座」逐漸成為日本電影界的「革命基地」，反對電影體制、不甘於留在主流電影公司的導演紛紛集中在此。四方田年紀雖小，但流連在此也對他造成深刻的影響，奠下他對政權的深惡痛絕。有趣的是，ATG所代表的叛逆精神，能折射出大相逕庭的軌迹─不管是若松孝二或大島渚等較傾向左翼思潮；或如三島由紀夫般信奉武士精神的極右愛國主義，皆可相容於ATG所象徵的先鋒影像世界。四方田憶述：「三島由紀夫唯一一部電影作品《憂國》正是在此上映。片中最後切腹一幕亦在四年後在現實上演。」
三島追求軍國復辟，屬日本極右思想光譜，最終在1970年切腹自殺。這樁轟動日本的消息，除了是一位日本當代作家的亡故外，更是三島的理想遭受毀滅的結果。事實上，ATG成員中好像若松孝二與大島渚等人，渴望社會解放，但他們並沒有與三島產生二元般的對峙；後來若松的遺作《三島由紀夫自決之日》（2012）更聚焦三島切腹的人生終局。
若松孝二以色情開始以傷疤結束
在如此政治化的時代，影像無疑是各種思想的導引─它不止是直接記錄當前的社會動盪，先鋒導演們能以超越時代的洞見，通過詩意影像來重新打開新的想像蹊徑。四方田自小浸淫在此，投入前衞影像的思想脈絡其中，日後持續挖掘日本電影的滄海遺珠，可謂一早埋下前因。眾多導演之中，他對若松孝二尤為深刻，曾撰寫有關書籍《若松孝二 反權力的肖像》。
他憶及，若松曾為了宣揚《赤軍：PFLP世界戰爭宣言》（1971），租了一輛巴士，並將其塗成紅色，寫上“REVOLUTION”（革命），前往不同地方即場放映。革命性的影像也同以革命性的方式來放映。若松孝二是反抗的象徵；四方田對他的鍾愛也折射出他對社會的深切關懷，同時關注各種權力的關係。他娓娓道來若松作品中常見的叙事結構：「他的電影作品中，有時候是一羣女學生前往旅遊，其中一位女學生不願意跟其他女生一起洗澡，原來她是來自廣島，身體仍留有原爆時遺下的瘡疤。若松的電影往往是前段描畫色情，後段卻揭破箇中隱埋的歷史痕迹─從色情角度轉向歷史角度，變得嚴肅起來。」悠悠歷史，成為最尖銳的象徵，戳破日本政權所輸出的意識幻象。
憶參與封鎖高校 如夢般暈眩
事實上，日本戰後一直繚繞濃重的殖民陰霾，卻被看似明亮的發展重建所遮蔽。四方田早看清社會的殘酷實相，他直言：「我最討厭的，就是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1969年，法國五月風暴學運翌年，東京大學爆發學生佔領安田講堂事件，最後因警視廳警備部出動了八個動機動隊而告終，但日本社會依舊瀰漫抵抗的浪潮。四方田當時仍就讀高中，對於學校體制早就感到厭悶，他響應了大學生的運動，參加過激烈的「高校紛爭」。他們試過撕毀畢業證書，也試過從屋頂懸掛批判校長的巨幡。高中生當時的寄語是：「藉由燃燒自己，燃燒他人，用業火包圍世界，正是我們的課題。」
四方田參與了其中的一場高校「封鎖」，但不消多久便因傳出機動隊出動的消息而告終。四方田後來在其著述《革命青春 高校1968》中回憶事件，指當年所發生的一切都如夢境般，只有一陣陣的暈眩。四方田對於當時指揮的同學在短時間內解除封鎖，並回到課室內繼續高談闊論「革命」感到很不滿。他曾寫下詩作《來自陌生的街道》來排解憂鬱。為了逃離課室無盡無休的「革命」討論，他休學兩個月，並在蛋糕店打期工。如今當再問他對那時行動的想法，他只直道：「我當時主要是不滿日本的帝國主義，以及政權所隱瞞的戰時罪行。」
廣島遺恨與在中國罪行一直被埋藏
他提到，好像廣島的歷史，便一直被隱埋，甚或影響下一代的日本人。從1949年美國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導致日本戰敗，直到1952年期間，美國也隱藏了原爆的歷史，甚至不允許在廣島拍照記錄。日本政府亦與美國合作，致使廣島沉痛的歷史傷疤被草草埋葬。事實上，即使不直面這段歷史傷痕，仍有無數的人被這段歷史確切影響。四方田提到一位曾身在廣島的法國朋友，亦患上隱疾，最終過世，而他曾在廣島的事直至去世後家人和朋友才得知。四方田對於朋友不明不白地過身感到憤怒，而還有更多更多因歷史遺痕而遭受疾病的苦痛煎熬。
即使日本在中國或東南亞等各地的戰時罪行也被不斷篡改，甚或抹去；轉型正義至今未竟。如今日本右翼政府抬頭，輿論被國族主義壟斷，這些歷史注定被忘記？四方田曾於二十年前在日本NHK電視台介紹有關日本慰安婦的獨立紀錄片，後來他收到很多附上刀片的恐嚇信，足見日本社會的可怖現象。他依舊認為，日本應為南京大屠殺及慰安婦等謝罪，更應在日本東京設立歷史博物館。日本處處皆見殖民的意識，不管是戰時對周邊地區，甚或是日本領土內，也充滿不公義。「日本首個被殖民的地區是北海道，第二是沖繩。」他一直反對殖民，因此對沖繩、台灣，以及中國東北等被日本強加殖民統治之處更關注。
四方田本身傾向相信「左翼」的意識形態嗎？他斷然否認。他解釋，雖然他曾書寫有關馬克思的書籍，但他並不支持日本的共產黨。他認為，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以至學生，也不守信用；直至今天，更成為日本最保守的政黨。他解釋，自己並不處於「左」或「右」如此的敵我意識形態之中。他反對以安倍晉三為首的右翼政府，亦跟仍在牢獄之中的赤軍領袖重信房子熟稔，互相通信，討論日本傳統的俳句。他反對恐怖主義的襲擊，但同時反對政權的暴力。與其將四方田歸類於特定的左／右意識形態，不如說他是普遍的人文主義者，通過電影研究來審視社會政權的欺詐與蒙蔽。
無知是罪 電影應直面黑暗
四方田把自身的經歷和對社會的關切融合在其電影研究之中。他書寫多年的作品《日本電影一百年》，既展示了日本電影史，同時是一部日本社會史。「我一直通過電影研究來窺探社會。」他在書中引介以沖繩語拍攝電影的高嶺剛，且強調其沖繩民族的身份；也引介戰後拍攝社會公害的導演如土本典昭。八十年代，躁動的年代告終，日本來到消費主義的年代。與此同時，大批獨立導演冒起，展示出旺盛的創作力。四方田以一書《創新的激情》來形容他們，也是對新時代的期許。不論是有關哪個時期的日本電影，閱讀四方田的研究也如戴上眼鏡，了解社會變動，以及這些導演如何以影像來言說時代。
「311」大地震與福島核電危機後，日本電影出現許多相關的象徵隱喻，只有為數不多的紀錄片願意直接呈現受難的地區，或天災後社會的變遷。四方田直言，「福島」或「311」在大多日本電影中消失，只能以隱喻現身，是因為核電廠所屬公司東京電力對日本政府給予壓力。「反權力」的時代早已遠逝，如今四方田只能幽幽地懷念已故的若松孝二，憶及攝影機仍是武器的年代：「無知是罪。因此若松的厲害之處是有勇氣道出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