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間學院早在雨傘運動前籌備，至傘後正式開課，主張知識生產與學術討論根植民間，不再壟斷於學院。這樣的構思策劃，亦與傘後繁盛的民間力量接軌，知識流通於公共領域，不再受由上而下的制度所規範。然而，本年4月，教育局卻以觸犯《教育條例》為由，向香港民間學院發出警告信，使其不得不暫且停辦課程。《教育條例》並非自有永有的法理基礎，我們如是探問，禁絕的依據，是不符合條例的考量，還是對文化與知識流通的箝制？
例外的狀態
香港民間學院在本土研究社的空間內舉行，每季舉辦約四至五組課程，題目遍及各種公共議題與領域，導師亦包括民間學者與部分在學院裏任教的老師等，讓學習
止於在學制裏發生。民間學院負責人陳劍青指出，香港民間學院的成立，乃在學院以外另闢蹊徑：「例如香港沒有『農業系』，但這數年我們很需要農業知識來凝聚力量，理解與開拓農業的問題，例如新農業政策與鄉土的保育等。而這些都是學院所缺乏的。每次我們與導師一起策劃包括政治哲學、城市研究等各種公共議題的課程，與學員共同組成新的知識社羣，以至於成為資源網絡。」他認為學院的研究與辦學仍是有需要的，但亦自有其掣肘。「例如開辦一些課程需時甚久，程序亦很繁複，需要符合學院一些規範與標準。」
在民間學院舉辦的課程裏，不難發現參加者分眾廣泛，而且與導師踴躍討論，文化的想像，再次活潑起來。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各個時代也有繁多的文化知識交流，在制度以外自行滋長萌生。民間學院發展出獨有的知識生產與運作模式，形成新形態而理想的共學社羣，卻遭到窒礙。「民間的文化或知識生產組織大多以自給自足（self-sustain）的狀態運作，但政府不單沒有提供任何協助，更經常刁難。例如向民間學院發警告信，亦沒有知會我們能如何申請豁免。顯然這是規範民間知識活動，並只能以禁制的態度，輔以條例執行。」他補充道，曾考慮改以”co-working space”的形態繼續維持知識羣體，但若沒有民間學院的並行發展，也難以理想地擴至公共層面。
組織的新處境
民間學院所觸犯的《教育條例》包括尚未註冊，課程內容亦涉及學術成分，授課人數多於八人。條例定義模糊，容易造成選擇性執法。陳劍青說，民間學院成為被選中的「例外」，重要的是為何成為「例外」。「若以微觀來說，如今我們正面對新的處境，例如『一港兩制』──法例有兩個層面，以兩種邏輯運行。一方面維持正常運作，另一方面是處理不同的『例外』，好像民間學院。但同時，孔子學院、工聯會等卻能獲得豁免。」他補充，民間文化團體正步入一個新的時代，面臨新的邏輯。「好像過去很多組織收到警告，大多選擇不公開。因為仍能與執法機關暗中周旋（negotiate）。但如今已僅餘的周旋空間也不再有。」
他稱，宏觀地看，近年建制亦漸趨向組織化，以羣體為名的團體方式累積力量，因此在資源爭奪下，民間團體無可避免面對攻擊。好像民間學院所身處的富德樓，部分組織亦遭各項警告，儼如「命運共同體」，也同樣受「系統性針對」。他提到，消防部門不時前來巡查，亦有政府人員出入，原來自由發展的枝幹，難以繼續健康生長。
檢閱民間辦學
事實上，不論是Hidden Agenda需要的「娛樂牌照」或「海外工作簽證」，或民間學院需符合的《教育條例》，也成本高昂，門檻不易跨越，才致使民間的文化組織難採取「合法」的方式運作。
由早年錢穆唐君毅等南來學者在深水埗設立的新亞書院，到牛棚書院、香港文學生活館等，民間辦學一直是香港的思想根本。最近，許寶強等學者所創辦的「流動共學」，亦將進駐富德樓，卻因為民間學院所遭的警告而仍在苦思運作模式。陳劍青認為，這個時候亦是檢閱民間辦學的時機。「例如申請辦學牌所涉及的資金。在現有法規與條例下，不止辦學團體遭到警告，亦有可能拘捕任教的老師，法律風險波及他人。」他提到，現時應梳理條例的歷史，檢視理據是否仍合時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