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小說家童偉格和香港作家李智良在2013年美國愛荷華大學舉行的「國際寫作計劃」中相識，成為了好友。他們於本月9日於香港文學季講座「幸福不過虛構」作對談，討論寫作與「虛構」的關係，也談及了自身的寫作狀態。
兩人先談起在愛荷華認識的經歷，李智良第一次見童偉格的印象是「怎麼他會比我年輕？」，也是個會默默在房間裏寫作的人。童偉格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因為自己當時誤打誤撞走入了李智良的房間，發現他在哭，便傾談起了上來。他又講到來港一方面是去參加文學季的活動，另一個最大原因就是為了探望李智良，想看看他的近況。
沒有聲音的人
李智良談起07、08年間寫《房間》的時候，因為當時只是在Blog上寫文章，所以未有意識到要出版。他認為自己寫作時，「對待每一個語言時都是有點陌生的」，中文也跟所謂的標準有距離。
而在他認識裏面所有精神病人都是沒有聲音的，這裏的聲音並非單純指說話的能力，而是指在整個社會上他們的聲音都不被聽見，「他們身邊永遠會有一個社工、醫生、心理專家，他們只能成為一個模範案例。」社會要求每個人都要表現得很「正常」，他在書中希望寫出所謂的「正常」和「不正常」實際上並不是疾病的問題，而是在資本主義的文化話語及暴力中擠壓而成的。
很多年後再看這本書的時候，他認為這個關乎分配正義的問題並不能「單純地以文化角度來書寫。」他認為「很純粹的文學對我來講已經沒有甚麼意義。」若它不能跟現實連繫起來，那麼即使寫得多美都沒有用處。這些都讓他更深入去思考文字的意義，拒絕以文學作為性格的展現，因為那是一種「文化消費」。面對這些東西十分困難，因為「房間背後有更大的災難，」去伸張是不容易的。
李智良談到面對這些障礙時的寫作態度，「希望寫作是可以幫助我生存下去的方式」，因為看見很多作家跨不過這種無法面對自己的關卡，而轉向寫風花雪月的文字。
寫作的理想狀態
童偉格在《童話故事》中其中一章也提到了相關的「障礙」，「關乎寫作的必要現實基礎，奇異地，構成寫作行進的最大路障。」他說這正是契訶夫對自己作者身份狀態的認知，「他對自己的寫作展現了一種沒有自信的狀態，自己和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者相距甚遠。」當中有一個重要的障礙，因為他對作品有一個過分理想的想像，「如果一直保持這個想像的話，帶來的只有破敗。」
「嘗試與寫作搏鬥過之後，你會發現要完成一個理想作品是十分困難的。」所以只有兩種作家，「一種是寫作越來越容易的作家，寫作的成就為他帶來喜悅的感覺」，另一種就是寫作越來覺困難的作家，「因為作家會被自己寫作給背叛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卡夫卡。他的寫作經驗令自己難以達到那一個理想的狀態，對自己必然會造成一種反彈的效果。
回應李智良的寫作困難，童偉格認為「但凡寫作必定有一種表演性，因為修辭的運用和選擇，遣詞造句。」但他補充，在李智良的表述和寫作中，也很好地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就是「不想在寫作中表演，那麼寫作，還有沒有可能呢？」
他認為一個解決方案，就是如果一定要寫，那麼世界上就不能再有遠方，沒有近方。願意將自己所來自的故鄉，看成是世界上我並不理解的他鄉。超越性的寫作，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可以是他方，將會有一種居無定所的感覺，不要把一齊當成理所當然，而李智良認為，這也可以引伸至中文、華文的維度，去重新察看這一切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