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話：鄧麗欣2017、2018年突如其來三齣港產片 ─《空手道》、《藍天白雲》與《女士復仇》。放下愛情片女王的的冠冕，告別「阿寶」，我們看到不一樣的鄧麗欣。從屯門成長，排球女將到進入樂壇影圈，近年內地拍片後回流香港，今日鄧麗欣說：「我要拍香港電影。」研究明星現象的文化學者陳嘉銘邀約鄧麗欣，談她真實與不真實的一面。娛樂圈「鄧麗欣轉型」成熱話，陳嘉銘認為離開消費明星的視線，鄧麗欣正在成長中「轉化」。《空手道》、《藍天白雲》與《女士復仇》三齣戲的女性，從鄧麗欣身上映照出一個佛魔同在的平凡女子，那個是鄧麗欣，也可能是你。戲內戲外，觀照成長，我們對「後阿寶時期」的鄧麗欣其實並不陌生。
或明或暗的雙生兒
去年十二月初，在電影《藍天白雲》的試映會上，因為鄧麗欣，令我眼前一亮！電影講述一個少女殺死父母，鄧麗欣飾演探員，故事帶出兩個女角的對照，以及種種人性面，在戲內或明或暗，涉及父母對子女造成的心靈創傷。放映後的座談會鄧麗欣說，與演員梁雍婷所飾的少女角色是「鏡像」雙生，從對照間看到光明與黑暗，善惡和矛盾。
那刻我在觀眾席上，忽覺鄧麗欣面目模糊——不如既往葉念琛電影的港女「阿寶」，更不像初出道的Cookies隊長，而是能把法國哲學家拉康（Jacques-Marie-Émile Lacan）「鏡像理論」說得頭頭是道的女演員！我邀約鄧麗欣訪談，並詳列由電影藝術、成長感情到流行文化 ……等大學文化研究課題。在三小時的訪談中，我看到更多層次的「鄧麗欣」。
我深覺感動，是因為我看到，香港演藝界原來有「鄧麗欣」，可她卻不是單一的大眾娛樂「產品」。
因緣演出——電影與轉型
我在大學任教「名人，明星與香港流行文化」的學科，其中有兩個概念難以用中文直接翻譯，卻常常鼓勵學生以此思考演藝人的「複雜性」：（一）Presence-yet-Absence，即指名人總有「存在」及「不存在」的多個面貌，那可以是他們隨年月成長的個性轉變，亦可以是戲內外的角色和真身，讓人覺得他們的豐富多彩；（二）Ordinariness-yet-Extraordinariess，是指演藝人也是普通人，卻因電影演出而如戴光環，綻放魅力，讓人看到交錯複雜的平凡與不平凡人生。
在那個試映會上，正因為我忽然感到如此「存在與平凡性」的複雜機制，在鄧麗欣身上一一體認；而尤其因為《藍天白雲》，令我聯想起年底上映的《空手道》甚至上月上映的《女士復仇》。角色耳目一新，坊間對於「鄧麗欣轉型」議論紛紛，可我卻感到那是「轉化」而更見深度。
先談厭父
「我沒有想過要刻意轉型，接拍這三部戲，都是因緣。」鄧麗欣娓娓道來：「其實《藍天白雲》是三年前拍的，而另外兩部是上年拍的，中間也拍了很多其他電影；只是這三部電影都在年底上映，看起來就像是我演了三個跟以往電影都很不同的角色，而被說成是轉型。」她說接電影只為好故事與好角色，但演員只是被動的多；而《藍天白雲》導演張經緯的邀請來到，讓她稍看劇本就覺得是「危險」故事，要說到人性與家庭的光明黑暗矛盾，必然不是商業主流公式，但她見團隊熱誠的排戲，甚至會聚在一起為人性深化討論，幾個月來讓她感動投入演出，亦是她十五年演戲生涯不曾遇上的奇妙旅程。
然而我看到杜汶澤導演《空手道》的情節，與《藍天白雲》同樣都有主角「厭父」的複雜心跡，究竟又如何揣摩思考角色？「兩種心境是很不同的。」鄧麗欣說：「《藍天白雲》的角色，可能因一些事而令主角非常討厭爸爸，但現在爸爸已老，需要照顧，而女主角卻因過去鬱結，亦有今日負擔而積怨；至於《空手道》的角色其實不是討厭爸爸，而是討厭自己，她怕自己失敗，更怕輸，就想像爸爸迫她學空手道，說到底是她拒絕認識自己，卻選擇誤解身邊的人。」
「《藍天白雲》有一幕連我看了也覺心寒，那是女主角夢到殺死了自己爸爸。」她談戲內片段說：「女主角因此驚醒，卻說自己驚殺人要坐監，而不是因為殺人是錯。」鄧麗欣由此聯想何謂「家人」，說連結家人之間的線永遠糾結複雜：「『家人』不是僅有星期天，一齊去飲茶般簡單的關係；你當然會愛父母，但家人之間其實亦會有恨有怨，而這才會是所謂『家人』。我也會投射自己的感情進去，想到自己幾歲大。」
鄧麗欣坦言：「父母離異，我也嬲過爸爸，當然人長大了就不會再有怨恨感覺，不過就更明白，『家人』是怎樣的一回事。 」
如果說家人是讓自己看到複雜血緣的一面鏡，那返回鄧麗欣說的「鏡像」，就更是《藍天白雲》與《女士復仇》的角色衝突與性格確立。「都是人性！」她解讀：「比如《藍天白雲》，兩個角色是一黑一白，有善與惡，中間有一面鏡，而她們也像同一個人，不過就用兩種軌跡表達出來。畢竟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對照，大細、高低、善惡、黑白……問題是如何找到平衡線，而戲中的角色衝突，就是找平衡線的過程。電影故事，正要讓人從黑暗的過程裡看到光明，卻不絕望，亦會珍惜這一點光。」
或許三年前拍的《藍天白雲》，真的讓鄧麗欣想得更多，而充當了她演戲提醇的過程。「演戲技巧上真的幫了很多，比如張經緯導演時常強調『Subtle』。」鄧麗欣說，也讓人想到同是一些難以直譯的學術概念，意指精緻、細膩，尤其內在而微妙的演繹；鄧麗欣嘗試用眼睛演繹：「在問話室的幾場戲，只是坐著向不同人問話，但每個人都會令戲中的我有不同感受與反應，但那只是內心感覺，要讓觀眾看到心理狀況的微小不同，就是要用眼神表達；這要我非常集中進入角色的心理狀態，才可做到。」
鄧麗欣到今日總結那是「演藝與人生的扣連」：「《藍天白雲》是關於人性善惡，《空手道》是關於接受自己，《女士復仇》是關於女性深情，其實全都是活生生的人生。」她補充：「其實每一個人都是『一念佛一念魔』，但佛是自己，魔也是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會否願意承認這種內心的陰暗面。」
電影分析講求類型解讀，比如喜劇、恐怖片或愛情片等等，但以上三部作品都難以歸類；說到電影類型，鄧麗欣長期都被定型為只拍攝愛情喜劇，滿足到市場，而製作自然就會對演員設定框框。「作為演員是被動的，也唯靠等待別人發掘自己。」她解釋：「我並不介意有說我是『愛情片女皇』，我反而視之為成長經歷，逐部愛情片拍來，等另一些片種的機會。」畢竟女演員多會被「愛情片」定型想像，荷里活九十年代有美琪賴恩（Meg Ryan）和茱莉亞羅拔絲 （Julia Roberts），香港二千年之後都有鄭秀文和楊千嬅，曾被定型說是「愛情片天后」。
「女演員更被動。」鄧麗欣續道：「因為市場考慮之外，觀眾也偏向選擇記著愛情片中女主角的感覺，也就自然讓愛情片成為女演員的主流演出。」聽她解讀，讓我想到不少女演員也都在三十二、三歲的關口「轉型」，比如三十三歲的鄭秀文就拍了《長恨歌》（2005），楊千嬅也拍了《每當變幻時》（2007），蔡卓妍亦拍了《雛妓》（2015），而去年步入三十二歲的周秀娜就拍了《29+1》，都不是單能以愛情喜劇概括，更不是她們既有角色想像。
鄧麗欣的最新作品難以歸類，亦可能是香港電影在合拍片以外的新方向，翻新類型，也同時讓演員有機會出演多樣題材電影。「觀眾其實都多了機會會認識新的類型與題材，從中學習觀賞新的電影。」鄧麗欣說。
觀照自己 —— 成長與感情
「其實我很喜歡去觀照自己。」她續說：「比如拍《破事兒》（2007）時，有一段戲是我在床上傾電話，同時要罵人，拍了之後導演彭浩翔說：『原來你都識做戲。』當時我沒有特別開心，只是不停思考是否之前不懂演戲？這一段又有甚麼不同？就是這樣觀照自己，才會明白甚麼。其實拍《塚愛》（2007）時也有同樣感覺，當時要演很多『核突』場面，也是轉型啊！我亦思考多了演出另一種類型的可能性。」
鄧麗欣用到「觀照」一詞為自己的演出及思考說法，正好讓我追問她的成長，如何影響演出——回顧成長，也是一種觀照。我會以為，她自幼有表演欲，亦愛追著別人聊天，如一般觀眾看她的愛情片，總是一班女性朋友雞啄唔斷。「其實我一向很少說話，亦因為兩、三歲時，父母分開；媽媽要外出工作，哥哥姐姐年齡大我十多歲，所以我也難跟他們談很多，唯有自己跟自己說話。」她笑說：「我記得讀小學時也多自己一個，放學後在鄰居處等媽媽下班、做功課，很多時獨自思考，解決問題，比較獨立。」
鄧麗欣說這個成長背景，令她個性較沉默害羞，亦不擅於當眾說話，入行只是偶然，更從沒有發明星夢；然而或許是幼時多「自己跟自己說話」，讓她得著更多：「其實自說自話都是思考過程，雖然是比較內向行為，而最初入行，很多人都說內向個性，不適合在圈中發展，但我想忠於自己，亦不希望因為聽別人說娛樂圈是大染缸，而會迷失。」現在看來，剛出道時九人組合的「隊長」，要她走得最前，面對傳媒為組合解答問題，卻只是設計出來的「陽光燦爛」形象，因為她事實較為內向。
我想像要充當一個與自己性格相反的角色，必然感到害怕，但鄧麗欣卻另有體會：「當時只是照著做，沒有怕甚麼，現在想來可能是好事，因為這反而可以帶我離開Comfort Zone，去感受自己不習慣的東西。那時只想，有一份工作來到，就將它做到最好，只要清楚自己的方向就可以了。」這種堅持令我想到體育精神，亦記起鄧麗欣自中一進入校內排球隊，她亦有同感：「其實對於排球運動，我是生得較矮，有些動作唯有靠時常練習，才可將勤補拙，從中知道凡事要多付出，就會有正能量。」
驟聽她回顧成長經歷，入娛樂圈是無心插柳，可打排球又不是自己選擇的嗎？「是自己選擇的，不過最初我其實是打羽毛球，」她笑說：「不過有次看到一班中學師姐打排球，感覺很好看，就去參加選拔，最終放低羽毛球，而入了排球校隊。」羽毛球是以個人作為聚焦點的運動，而排球則強調團隊，可見鄧麗欣倒能在個人以至團體合作之間，表現彈性。「排球是我進入團體生活的轉捩點，讓我認識了一班朋友，也學習合作。電影工作也是強調團隊精神，如果當日我沒有參加排球隊，就未必讓我有信心在群體裡工作 。」
由小時自說自話，到排球團隊合作，鄧麗欣就此走來，可是這又不必然代表她接受這種彈性而進入另一個Comfort Zone。「入了這個圈，很多人說五年過後就差不多是『老油條』了。但我真的要經歷了頭五年，才開始感到掌握甚麼；而到了十年後，我只覺其實香港的圈子很細，所以2011年我嘗試到內地發展，拍了電視劇和電影，而更覺得自己渺小，因為內地不少演員，即使是不知名的，也是專業演藝訓練出身，努力由低做起，各有夢想；反觀自己的確幸運，出道已是主角。這讓我明白並非所有機會都是理所當然，我亦會努力一點彌補沒有專業訓練的不足。」
觀眾太投入？十年虛實交錯的愛情長跑
那兩年在內地工作，鄧麗欣會用「個心更定」去形容回港後的心境：「之前面對記者，或者上綜藝節目，我不懂得反應，更不懂搞笑去娛樂大家；不過由內地回來之後，面對娛樂界，我更明白自己，會相信自己是實在的一個人，所以就更有信心。」似乎沒有多少觀眾知道鄧麗欣離開了香港，因為僅是兩年，娛樂行業短如流星，然而對她來說已是精華，讓她有穩定的心態面對工作與感情。
所以這亦似乎解釋到，鄧麗欣在2012年之後會更大方地讓觀眾看到她與方力申的愛情，雖然及至2016年雙方以分開告終，但都是坦誠公開，而網上更有說是「告別集體回憶」，除卻形容電影內外情侶關係完結，更有粉絲的婉惜情緒。「其實一直以來，觀眾一定會將我們的戲與私人生活掛勾，會幻想一個童話。」她說：「不過若果要說到電影與真實感情的互動，我會承認，即使在首兩部合作的電影——《獨家試愛》（2006）和《十分愛》（2007），我們仍未公開關係，演戲上亦不會有大影響，但我會將真實感情放到戲裡。畢竟對手是一個很close的人，很多東西可以更放心，有交流、共識，微小如一個眼神，在表演上都會更融入和豐富。」
「頭兩部作品我們都年紀尚少，但由《我的最愛》（2008）開始，我們更成熟，好多對角色的觀感，甚至劇本對白，我們都可以自己創造，也就多加了想法，有真實感情。」鄧麗欣解釋：「特別之處是，如果純粹是形象上的銀幕情侶，感覺未必會這麼深入和真實。」這種特別關係真的不多，荷里活常談的會是畢彼特（Brat Pitt）與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戲內戲外的關係，香港就只有劉青雲與郭藹明婚後合作的《目露凶光》（1999）；但鄧麗欣與方力申的合作更複雜，是因為他們的關係與合作，連同第四部作品《紀念日》（2015），貫穿十年。
每個阿寶也不一樣
「其實戲中的每一個阿寶也不一樣。」這是鄧麗欣對不少媒體解釋過的想法，然而她今次說得更詳細：「阿寶與我一齊成長，但表面而言每個『阿寶』都有分別，譬如有個會巴喳一點，另一個是軟弱一點。那段時間每一年都有一個『阿寶』，我們像是一齊成長，但我覺得每一個都不完全是自己；若真的要說最似我的一個，就只有《紀念日》的阿寶。因為以前的阿寶，相對於我像年紀少一點，真實的我較成熟；所以最近一集就是年紀大一點的阿寶了，就較似我。」
不過說到底，鄧麗欣希望觀眾把演戲與私人感情分開。
「我不希望觀眾因為電影裡的故事，而對我設定一個框，再放到現實生活去理解我，反之亦然。」鄧麗欣解釋：「其實我不太喜歡公開自己生活，而且我認為演員有多一點不為觀眾所知的私隱會好一點，因為那會讓觀眾有更多想像，去看電影，而更有投入感。」鄧麗欣作為演員的感受很有意思，因為對照學術角度分析明星，就如篇首所言會掘取「存在與平凡性」的互動機制，豐富對演員及電影的分析；但演員卻未必有同感，反而更想觀眾集中看電影作品——不過學術分析，僅為理性欣賞與閱讀，相對如小報式的探秘獵奇與偷窺私隱，就不敢苟同。
福報演藝——娛樂與善惡
「不過做得娛樂圈，要食得鹹魚抵得渴。」鄧麗欣說希望觀眾把她的演出與生活分開，但她對娛樂文化畢竟有理性觀察：「我只能做一個正常人，過自己的生活，亦唯有低調一點，希望保留自己的空間。」消費式的探秘獵奇報道不健康，但對於流行文化的學科討論，也會看重這部份媒介對藝人的私生活報道，因為這反映了一個社會如何論述藝人——簡單點說即如何理解藝人，而這些理解，對一個地方、時代，又可被解讀出甚麼意義。
流行文化會把人看作「產品」—— 含義負面，是藝人就像大量生產的貨物，被「全方位消費」；然而正面意義，藝人又並非單一而毫無個性，就如前述對「存在與平凡性」的解釋，可以是千變萬化而多元多面。「我不希望自己是一個『產品』，要靠別人去製造我和sell我。」鄧麗欣明確地說：「就像我之前一些電影，大家看後會覺得我只是拍愛情片，更是戲中阿寶；但我不想被推銷成某種人，而是由我自己告訴大家，讓人從電影娛樂中，感到我作成自己是有意義的。」
「其實單說『純粹娛樂』，當然沒有意義。」鄧麗欣繼續解釋：「因為『純粹娛樂』是指我們有多餘時間，要去找娛樂來消磨，那是對人生沒有用處，所以我亦不希望自己的角色是純粹娛樂觀眾。相反，我希望自己不單是為觀眾帶來娛樂，卻是要做有意義的事，比如做慈善，用知名度叫人做好事；而至於電影，比如《藍天白雲》，我可以去分享，講人的善惡，繼而影響到觀眾去思考人的關係和問題。 」
鄧麗欣其實自出道至今，在不同媒體出現，除唱歌與拍電影之外，也參與過劇場與電台工作；而現在僅集中於電影，是否正正如前所述，電影才是意義所在？「其實幾年前也思考過，是否要放低唱歌呢？」她說：「但後來是很有意識地選擇，集中拍電影，希望在電影上做到最好。畢竟歌手與演員其實是很矛盾的東西——歌手需要很鮮明的形象，每次演唱、跳舞或出碟，都要有很多不同的打扮與設計，但演員就不需要這種形象，演出只放在電影裡就可以了。所以歌手與演員是相反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可能兩者兼顧，會自相矛盾，所以要有捨棄，集中演戲才會有真實的感覺。」
可能對不少觀眾而言，鄧麗欣是二取其一而集中發展電影，但其實要放低的又豈止其一，因為當中也有寫歌作詞——2007年她寫過一首《曇花不現》談環境保護，與李克勤的《花落誰家》（由林若寧填詞）同年出品而主題相同；2013年她亦寫過一首《踏・空》，與今天方皓玟的《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一樣，都是勵志主題。鄧麗欣還為二十多首歌填詞，尤其在2006及2007年產量最多，雖然文字技巧幼嫩，卻可見她努力嘗試，並跳出了情歌框框。「我覺得寫歌可以表達非常個人的想法，是不怕死吧！」她笑說：「2007年做了很多東西，比如開演唱會，《十分愛》高票房等等，但我就是迷惘、不開心，要靠寫作去幫自己思考。而無論寫歌或寫書，都是個人的，想說自己經歷；後來少寫了，是因為覺得自己的東西都寫完了，而不想虛構其他東西出來，所以也就寫不下去。」
「這些個人寫作，其實也讓我更進一步思考、了解自己。」鄧麗欣再說：「以至這些思考的養份，慢慢滲透出來而變成今日的自己。」聽來也像她描述幼年時的自說自話，最後幫助成長，亦有零碎印象影響後來演出。「寫作也幫我走出恐懼與不快，跨過一些問題。」她續說：「所以當時寫作也想讓人知道，我不是只有愛情電影的想像，反而亦有其他東西，比如我也讀尼采作品，思考他的超人哲學，如何強調個人能力。」這或許解釋到，為何鄧麗欣會努力為自己思考，亦以自己方式發展演藝事業。
鄧麗欣最近三年信佛，皈依修行，「我希望修正自己的行為，清楚人生意義。」她說：「小時我讀佛教學校，只懂說佛教是關於功德和福報，但現在真的學佛，會進一步明白，要觀照自己，以至觀照世界。」
後記
難怪聽到鄧麗欣的用語夾雜因緣、觀照、福報等等用字，因為信佛真的讓她把修行，帶到演藝人生，相信亦會慢慢潤澤香港電影。思索鄧麗欣的演藝歷程，亦真如在藍天白雲間遊歷，在層層雲間發現驚喜。
訪談期間我有好奇，為何鄧麗欣只抽了兩年時間到內地發展，而不像其他藝人般留在國內，更見名成利就？「其實真的可續約留下來，」她說：「但我想回香港，拍香港電影。」說法讓我感動，亦想到她再三強調，在娛樂圈裡，最重要方向清晰。我想，她因為清楚自己所愛，所以也只用了兩年就抽身，返回大家都熟悉的香港流行文化。
我因為醉心香港流行文化，才自覺要為香港藝人深化討論，從平凡中看出不凡，亦更肯定他們的存在，不會是大量製作的「產品」，僅留於膚淺公式。鄧麗欣今年的三部作品做到了，讓人看到她的層次，又豈止愛情片中的阿寶？我想到去年《藍天白雲》的映後座談，那個得體的女演員，其時眼前一亮而忽覺模糊！但今天想來，發現原來那就是已轉化的，香港的鄧麗欣。
陳嘉銘，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任教電影 /流行文化/ 明星分析/動物議題與城市發展等學科。電影與動物議題討論文章散見於香港不同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