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又到，一年一度的書展將於周三開幕。每年書展的熱話大多圍繞數本話題新作，碰巧今年是回歸二十周年，書市如何回應？
《有冇人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被誠品拒賣、《回歸20年1997，我們都是記者》在七一遊行中面世，兩書皆在書展現身，書展成為大眾接觸敏感書的渠道。面對當下環境，時政書漸少，換上香港歷史書籍，這意味著什麼？書展數天，除了擠擁的人群外，還有由書堆積而成的社會現象⋯⋯
書業生態影響書展
每年走進書展現場，總會被某些話題書吸引。過去曾出現《中文解毒》與《地產霸權》等，都在書展的繁雜書海裡「彈起」，反應熱烈。書展引發議題的現象卻彷彿不復再。這數年間，書業早已漸起變化，最顯然易見的，是部分大型出版社寧可遠離「政治」，導致近年未見非買不可的話題之作。次文化堂是一獨特的例子。作為一間獨立出版社，它毫無懼色，照樣年復年地出版大量回應時政的作品，亦成為每年書展的慣常景象。社長彭志銘亦形容其出版社「唔使靠人」，因而自由度與彈性更大。於是不禁問，時政書在書展裡現身的難處何在？「有些出版社為了免麻煩，一方面有大陸的生意往來；另一方面也擔心其中一本的敏感書會影響到其他非敏感的書籍。現階段未必是白色恐怖，但出版社都抱著免傷和氣的心態。因此有些作家以往出版社願意為其出版書籍，現在也因其名字而避開，不再出版。」
他續說到，當此類書籍消失於大型出版社，也自然難在書展曝光。「或者只能在一些書店的攤檔寄賣，好像田園與樂文等。」這自是牽涉整個書業的生態系統，直接導致我們能在書展裡買到怎樣的書。不過，亦有些書能通過書展與更廣泛的大眾接觸。以次文化堂為例，去年書展出版的新書《香港自決》，彭志銘直道亦曾發書予三中商（三聯、商務及中華），而它們總有理由解釋為何沒有在門市出售，讓書無法曝光。最終，此類書除了發行至獨立書店外，主要的銷售途徑便是書展。
敏感書成現象？
隨著大型或連鎖書店愈加封閉部分敏感書籍，更為倚靠書展作大眾接觸途徑的現象也愈漸常見。《有冇人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下簡稱《有冇人》）是另一明顯之例。今年書展前夕，由「傘下的人」撰寫的《有冇人》被誠品拒賣。發起人之一的古偉牧坦言對此感到詫異。因此同樣以「傘下的人」之名撰寫、出版社亦同是白卷出版社的前作《被時代選中的我們》，當時卻未被誠品拒賣，更打入「誠品香港2015年度TOP100暢銷書榜」。翻開《有冇人》，與《被時代選中的我們》同樣以時序作結構，從回歸至今每年選取一件大事，並以代表事件的關鍵人物訪問成書。當中亦有不少社會運動，或民生議題等。如2005年的「領匯上市」、2007年的「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受訪者中包括黃之鋒與梁天琦等。
彷彿只是一本回歸二十年的編年大事紀，最終卻被主流書店拒於門外。古偉牧說到，書的構成意念源自去年八、九月左右，他原來想到回歸二十周年應會出現大量同類的書，結果與他的想法大相逕庭－－坊間只有極少直接回應的書籍。更讓他感到驚訝的，是此書的命運：「不是我們想寫一本敏感書，而是沒有想過它會成為一本敏感書。」他坦言，香港現時的社會氣氛極端，例如對「港獨」的規管更尤甚於佔領時期。當許多環節也受到規範，他認為，出版業也只是其中受影響之一。「誠品拒賣也是『大家心照』，如今有著這樣的趨勢，沒法投訴，也沒有什麼可做。」出版《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時原以為會被禁，故早早設定上網訂書方式。這次來得突然，事前沒有設想。因此，除了發行在獨立書店，與大眾接觸的方式，便是通過白卷出版社的攤位，在書展銷售。他亦認同書展是重要的賣書渠道：「畢竟這是最主要的途徑接觸市民，他們或許是買別的類型的書，但順道也會看其他書。始終逛書店的人不多，即使書展像市集般賣書，只要有讀者，『讀者去邊，書也會去邊』。」
重看香港歷史
另一本同樣火熱的，是由《眾新聞》出版、陳伯添主編的《回歸20年1997，我們都是記者》（下簡稱《我們》）。《我們》開宗名義以記者身份切入來看回歸廿載，位位作者也是新聞界老前輩－－麥燕庭、潘小濤與劉進圖等，記述當年他們在前線工作的回憶。書還未正式發行，早前在七一遊行甫發佈，便迅速售罄。已印刷的書餘數不多，將會在田園書店的書展攤位寄賣。雖未知書會否同樣被主流書店拒諸門外，《我們》已設網上訂書的途徑，自己的書自己賣。
回歸二十周年，坊間討論不少，但出版卻寥寥可數。《我們》以記者的第一身回顧，有其新聞文獻的價值。陳伯添說到出版的源起：「一方面回歸二十周年，我們作為記者，希望通過自己的專長，在熟悉的環節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很多當時的資料也難以尋找，例如其時尚未有Wiser（傳媒用作資料搜集的資料庫），因此很多關於九七的一手資料也沒有。而且九七回歸是記者生涯裡其中一年值得記憶的大事，因此便記下記者的親身經歷，促成此書。」曾為傳統媒體高層、現在是新興網媒的創辦人，他認為出版仍然有網絡無法取代之處：「時政議題比較適合以網絡來討論，因為比較快速。這一點書是無法處理的。但書能處理一些深入、成熟的話題。新聞就是歷史，它能添補一筆，積累與沉澱，爭取眼前過了浮面的階段。」
除了兩本重看香港九七二十年的書以外，重看（香港）歷史似乎成為新近的出版趨勢。今年書展不論是大小出版社，也能發現不少討論歷史的書籍。次文化堂的彭志銘亦道，自去年書展後，出版社的定位轉向歷史，故今年書展期間推出的兩本重點新書－－林匡正的《革命》與桑普的《中國孤兒香港人》。「香港現時的氣氛很『謝』。充滿無力感，彷彿無話可說。網絡評論也如泥漿摔角，完全是悶局。因此我們倒不如將討論轉向更實則的歷史。也可為新一代年輕人補足知識，較之他們在學校學習被篩選的知識更好。」以歷史之名來談時政，或許能繞過種種禁閉的依據。
為何仍然參加書展？
書展是雙刀刃，一方面受書業生態影響，依然限制與操控了哪些書能夠現身；另一方面，對於部分無法在主流書店出售的書來說，書展卻給予讓大眾接觸的機會。不過，彭志銘認為，正正是書市不健康，才會出現書展「話題書」的現象。「粗略估計，每年新書佔一半也在書展期間推出。如果平日也能看到這些書，便不會成為書展的『話題書』了。」
他直言道，書展無法協助業界，每年在書展的收入也下降，他亦質疑貿易發展局所指書展入場人數每年增加的計算方法。不過，他亦言書商不能不參加書展，「在書展的收入，佔整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大家也在這個時候『搶山頭』。」誠然，彷彿每年七月，書才會在香港獲得關注，更多時候，書店結業、書籍被禁，仍在循環不息地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