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首次增設創意寫作課程，邀請中國著名當代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安憶來港授課。文學學者王德威曾評論王安憶為繼張愛玲后的「海派文學」傳人，她曾發表小說、散文與論文集逾四十部，涉及民族、城市文化、女性寫作等，其中長篇小說《長恨歌》由香港導演關錦鵬改編為同名電影，吸引無數讀者與觀眾。3月20日下午，王安憶教授在中文大學講授《服從于對抗——小說寫作》。
講座開始王安憶坦言，母親茹志鵑（亦為中國當代作家）對子女的期望其實並非作家，經歷過動蕩年代的母親希望他們成為醫生，因為醫生這個職業在任何年代里都是被需要、被尊重且具有人文關懷的。但經歷了文革的王安憶深知很難隨母親的願望從事醫生這種專業程度極高的職業，因此同樣拿起筆開始寫作。
來香港中文大學授課前，王安憶教授在復旦大學有著超過十年的寫作教學經驗。她提到復旦開設創作實踐課伊始，她與文學研究者、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的分歧，陳教授認為開設這門課的目的是培養真正的作家，如同東英吉利大學(UEA)培養出了黑石一雄；而王安憶則更注重讓學生在寫作學習中感受創作的樂趣，儘管生活處處是觀察與創作的練習場，優秀的作家也未必各個都是高學歷，但在招生過程中王安憶還是秉持嚴謹、嚴格的標準，就讀的學生都要通過考試。
要理解小說寫作中的服從與對抗，王安憶從小說的DNA與其精神講起。她從日常生活中見微知著，提出小說的DNA，便是那些小說家從最日常、最通俗化的事物中觀察而來的素材；除此之外，她的寫作亦從閱讀而來。她回憶起自己所經歷的文革時期，「那時候學校裏無知識，因為都停課了，但我卻覺得到處都是知識，你可能從廢品站裏就能翻出幾本小說來。」那時的青年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不斷滿足著自己的求知慾。而本質上她認為自己是一個對世俗生活有極大興趣的人，她說，這不同於哲學家和理論研究者：他們大概會對那些微乎其微生活現象不屑，而是專注於經過提煉與加工的思想；抑或魯迅或許都會忍不住要批判、要啟蒙，但如她一般的小說家卻從中感受到樂趣、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美學——這是她寫作中服從於生活的一部分。她亦於寫作課堂上教導學生給人物、故事設置一個社會歷史的背景，這也是一種服從，「否則你會找不到寫作的邊界。」至於小說的精神，她說，大概就是以最通俗的方式創造一個「（相）信的世界」。
作家在服從社會現象的同時也並不滿足。儘管小說寫作有時被視為「低到塵埃裏的學科」，但作家似乎常常想要「從這塵埃裏架起一條天梯」——這便是寫作中對抗的一面。她以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莫言在一次講座中所講的「麥收是一個極其殘酷的季節」為例，稱這話令她有一種震撼的痛楚，作家眼中的麥收之景與他人是如此不同——這便是一種不服從、一種抵抗。此外她也注意到，當知識分子進入寫作，這種抵抗性變得更加明顯。而談及自己寫作中的抵抗，她坦言還是順從的部分較多，但每個人掙脫的方式不同，一如跳遠需要長距離的助跑才能在空中騰躍的時間越久，她把自己的服從比作助跑：「我從服從中獲得抵抗」，騰躍便是我出自助跑的抵抗。
她亦以自己理想成為的小說家雨果和托爾斯泰為例，對比《紅樓夢》，解釋為何創意寫作課程在歐美院校的開設比中國高校更加常見。雨果和托爾斯泰小說中的人文關懷是一步一步的，讓人物在每一個階段按部就班地成長，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亦是如此，「西方的小說寫作還是有一定邏輯在其中，人物總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紅樓夢》中，那塊頑石受到啟發則是被丟入塵世，去歷練，講的是領悟與意境，因而講授起來並不容易。提問環節，說到詩與小說的不同，她補充道：好的小說應該像詩講求意境，元曲中儘管都是大白話，但配之以音樂的韻律後便意境橫生；她亦認為，漢語與英文不同，時態不那麼明晰，亦不是每句話都一定要出現主語，因此造就的模糊、朦朧、曖昧意境正適合寫出好的小說。
談及當下的小說創作，王安憶教授指，網絡時代令積累與精力迅速釋放，但創作需要積累，「其實可以慢一點，寫一些真正偉大的東西。」對於來港授課，她直言會注重學生創作的實踐，給學生更多機會進行寫作練習，而不是理論的教授。面對當下審查越來越嚴格的時代，她亦相信「一個人如果有才能什麼事都阻擋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