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青成為了一種潮流，甚至是消費方式後，以文藝去維持生活，彷彿又再次有機會起來。但作家們本身又是如何在這潮流中，平衡文藝與世俗，在社會中找到生存的空間？文青相關空間對寫作者來說，又意味着什麼？那是營生的空間，還是一個與世界接觸的方法？這次，我們訪問了從香港移民到台北的「詩生活」書店店長陸穎魚、貘記店主詩人劉芷韻及《藝文青》總編輯紅眼，談談他們經營的空間，他們自身的寫作，身為一個作家，如何看待作家與文青客人之間的關係。
財經記者變詩人店長 陸穎魚移民台灣開書店
陸穎魚是香港人，她彷彿活出一個近年香港人嚮往的故事，同時，她的故事又不典型。她寫詩，這件事本身就很不「香港」，但她實現了許多人的想像，離開香港，開展新的聽起來浪漫的事業。但作為一個作家，走到異國開店，那會否讓她失去寫詩的節奏？「我現在覺得，當寫不到詩時，我就回到生活去。」她這樣說。
三十歲嫁到台灣去，過了兩、三年接freelance的日子，陸穎魚覺得在台灣與在香港一樣，也是會對未來有着焦躁。「本身我以為來到台灣，世界可以更開闊的，但想像與現實會有落差，來到台灣，沒有正職工作，加上家庭的緣故，我的世界反而只剩下了家。我是否這麼早就要進入半退休的狀態呢？我不希望這樣。」於是，她就開了這以詩為題的小書店。
「一開始我就打算是當一名詩人店長。我是覺得，讀者往往是在陰暗的地方，所以我公開身份，其實可以讓大家在現實世界見上一面，那彼此的感受就更加真實。如果沒有讀者交流，這空間就沒有情感與生命力。書本如果出版了如果沒有流動，其實等同廢物。而我其他東西都不懂，那就開書店吧。」
陸穎魚當然繼續寫，但作為一名詩人，寫作是不能一直持續是高峰的，「2008年時我剛剛找到文體，現代詩是我想採用的文體，於是我就爆發性的寫作，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但在那之後，我就出現了瓶頸。那是因為我累積了廿多年的經驗，爆發式的用得七七八八了。然後我唯有不再強求一定要有作品。我要回到生活裏，儲經驗，到時機一到，詩就會成形了。」
所謂的詩，指涉的往往都是孤獨。「孤獨是十分內在的。詩是階段性，孤獨卻是永恆的。我曾以為孤獨與寂寞是差不多的。但原來那是不一樣的，孤獨是生活的必要，它提供一個空間讓你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讓你可能會知道下一步怎樣行。」
詩讓讀者有一刻感受到，世間有人與你有一樣的感受，然後你暫時就不孤獨了，「但當你回到現實世界時，孤獨又會再出現。而在書店這空間，你可以與人相遇。我們可以討論不同的問題，讓我們得以正視自己。讀詩其實是很孤獨，現在有知音，是對的人找到彼此。在這空間，大家會覺得文學好正常。小眾就是小眾，也不在乎外界怎看我們。因為我們互相認同。」
「我現在很滿足，每天都充滿意義，在開店時我感受不到孤獨這回事。」陸穎魚這樣說。這是她開店的意義，讓自己回到生活之中，讓孤獨不再被無視，也讓她在寫詩、讀詩之外的時間，感受更少的孤獨。
詩人劉芷韻經營貘記 給城市人一個喘息空間
「有時，當有客人翻動這本詩集時，我不會說這是我寫的。」劉芷韻笑說，「但我會推薦，『這是絕版了的啊』，把詩集賣不出去這件事，反而說成優點了。」對某一代文青來說，劉芷韻的詩有特別的位置。2003年出版的《與幽靈同住的居所》，已是她最近來的作品，這本詩集，曾是陪伴不少文青成長的本地詩集。「出版這本詩集時，我大概已經在電視台裏當編劇。在那之前，我經歷了一次寫作的爆發，然後就交出了這本詩集。」
然而讀這本詩集長大的讀者們，大概不能想像，這詩人竟然經營起一個空間來了。若在詩句中呈現的孤獨，曾通過文字撫慰你的內心，你或會以為，那必然只屬於文字的，然而為何竟然這詩人竟可以走到你面前，還經營起一個你真實可以走進去的空間？「我不覺得詩人是一個職業。」她說，「而經營貘記，其實就像經營另一個家。」
貘記，就是劉芷韻與她拍檔阿傑經營的空間，一個出售大量杯具、手作飾物等雜物，同時賣小量書本的地方。
好了，詩人不是一個職業，貘記大概也不是一門生意，「我其實不太懂經營生意。我沒有那種觀念。一開始時，因為我喜歡的杯碟往往只買一份，自己又喜歡其實不太願意賣，於是幾乎就是沒有貨可以賣啊。」
現在的貘記已是第二代，由富德樓搬至上環的唐樓。劉芷韻也開始有了經營的基本概念，但貘記其實也是不賺錢的事業，但這不礙事，反正她與拍檔──「他叫阿傑」，每次提到拍檔她也要強調他的名字── 一開始經營貘記，就是想經營一個可以分享的空間。「有時我也會反思，經營這空間有必要嗎？外面的世界這樣亂，這裏卻是如此夢幻，我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這是讓她感到糾結的位置，直到有一次，一名穿黑衣的顧客，才讓她釋懷。「他是老師，當時他準備晚一點就到政總那邊參加示威。我問他，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呢，他卻說，只要沖一杯咖啡給我就好。」
如此，生命在這種空間中得到喘息的時間。「原來我可以這樣協助到人的，貘記在這個城巿裏，可以提供到這種空間。」劉芷韻說。
這刻的劉芷韻，身份多數就是貘記的店長。「不賺錢啊，而且經營這裏，比經營自己的家還要上心，杯具也不能放隔夜。」而她在的時候，她就是店長，「我也有形象要顧啊！不能隨便說粗口。」而她詩人的身份，就放到好後好後。「我覺得在這裏我就是店長，我不覺得這裏是太過物質的，畢竟可能世間不習慣將杯具的收集當是物質的事吧。如果我收集的是手袋，人們可能就覺得，這裏十分物質了。只是當有人在這裏翻閱詩集時，讀得入神，我才會嘗試聊聊詩，問他們是否都寫詩呢？在香港，讀詩的人大概都有大機會是寫的人吧？然後我才會談到詩。也許只是談詩的出版，我是有經驗的人，也許可以分享一點吧。」
被問到會否害怕寫謀生的文字，或是經營小店，會否傷筆？她笑說，「我知道得太遲了，沒救了！又或者，本身也寫得不怎樣，也沒什麼傷不傷的。」
她卻說，寫詩的筆，是很難傷的。「那不同於寫小說、散文，詩你一旦開始寫，那往往是可以一直寫下去的。那不是職業，但卻是一輩子的事。」
「對我來說，寫重複的詩，反而才最傷筆。」她這樣說。
偶像作封面 《藝文青》 總編輯紅眼：文學要有人讀
紅眼是寫小說的人。紅眼卻也寫日劇、潮流二三物。紅眼沒有經營實體空間，卻在經營一本以文青為題的雜誌。那是對文藝的消費嗎？紅眼卻說，他只是嘗試活成他想做的人而已。紅眼展示的是，是香港一種典型的，游走於商業與文化的文人形態。
「如果給我選擇，我也會選擇這一刻的狀態。」他說。他是怎樣的狀態呢？他是一名小說作者，他在一網媒裏，每周寫上七、八篇短文章，主題多為潮流日劇，同時他又是一本雙月刊《藝文青》的主編。「現在其實還好，我之前還是另一本雜誌的記者，現在沒做了。我現在有選擇，寫的多數都是自己想寫的。」
《藝文青》是由某補習名師支持的雜誌，也沒有全職的員工，封面永遠是藝人，定位就像日本著名文學雜誌《達文西》的中學版，「也有一點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引讀者翻開雜誌，才有機會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更文藝的內容。」
紅眼認為，巿面有許多文學雜誌，門檻定得過高了。「你預設了讀者們都熟讀張愛玲、魯迅，那其實你的讀者只剩下很少。」他說，大家甚至不能想像，現在的九十後、零零後，是會驚訝你讀遍金庸作品的。「他們就是拒絕閱讀到這程度。」他說。
兩代人走進文學的路徑，差別就是可以這樣大。紅眼是通過參與文學獎與在文學雜誌投稿，而進入文學的。「我是讀理科出身的，那時候我是想，要得到某些文學獎，才能進入那個文藝的圈子吧？然後我又會投稿，但那時好像《小說風》的雜誌，一期可能只賣幾十本，換言之，好可能連投稿的作者本身，也沒有購買。那小說、文學雜誌出版，本身想要傳播的意圖，其實是達不到的。」
不過紅眼本身也不是所謂「典型」的文學人。「我本身也喜歡潮流事物，也喜歡看日劇，現在我可以寫，其實是高興的。也許這也只是一個香港的寫作者經常面對的事，這地方物質誘惑有很多，不像某些地方，你不會如此直接面對物質誘惑，可以只有文學作為你的興趣。」
於是紅眼開始活出了香港文化人一種典型的狀態，不忌商業，同時寫作不同的文體，那筆下的文章，甚至有香港文人獨有的物欲愉悅，但同時，他又會花時間寫小說，這種看似吃力不討好的文體，「每次要開始寫小說，我也要有幾天時間不寫其他文章，才能進入那狀態。小說我是為自己而寫的，之前我也許也為了文學獎而創作，但如《小霸王》，我就開始不為文學獎而寫作。現在我的小說寫作，就是為了保持我個人那有快有慢的狀態，小說可以讓我慢下來，我喜歡可以採用不同的節奏寫作。我也不能像陳浩基般躲起來幾年寫一本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