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為一個出色的抗爭者，閱讀其他抗爭者的故事，是養好底氣的重要途徑之一。書寫與必然是有力量的，否則極權政府不會如此在意文字出版，對作家多加打壓。「近年來的中國政府的審查機構不像昃吃人的老虎或噴火的巨龍，而更像是盤踞在屋內吊燈上的巨蟒，」林培瑞（Perry Link）2002年時在《紐約書評》的一篇《China︰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中，將中國的審查制度具像化呈現出來，蛇就在大家的頭上，靜止不動，卻在傳揚一個訊息：我在監察著，只要你稍為越界，牠就會行動。然而界線何在呢？牠永遠不會說清楚。
於是，文字與監控的角力，其實就是兩種曖昧語言的戰爭。在巨蟒的監視下，有許多作家，正使用不同的方式去書寫抗爭。
兩種版本的寫作
訪問到一半時，當話題漸漸由許知遠近年的工作，說到他的寫作事業，一直樂意回答問題的許知遠突然問：「我知道有點不太好……但，我有點想知道，你這篇訪問會怎樣寫呢？」他是一名老練的訪問者，自然知道這問題是有點冒犯的。不過他仍問了。
「不如這樣吧，我希望訪問集中談我個人，我的寫作，我的新書，可以嗎？」他說。
沉默可以有許多種方法。那刻的許知遠，似乎呈現那種秘密會社式的不言自明，那種同時活在光明與陰影裏的狀態。
許知遠現在於媒體裏有一個訪問節目。在製作這節目前，他早已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一名作家。於2009年，當中國在奧運後似乎呈現了一種發展的新模式時，他在劍橋的一所小圖書館中，找到一本名為《天鵝絨監獄》的舊書。匈牙利作者米克洛什．哈拉茲蒂(Miklós Haraszti)，七十年代曾參與發起民主與自由出版運動，在他眼中，後史達林時期的審查制度已經發展為「進步的審查」，構成了「天鵝絨監獄」般的寫作環境，政府的審查進化為自我審查，作家們通過「創造性妥協」和「自我糾正」，成為了共犯。大量作家成為國營作家組織的成員，而自由撰稿人就需要不斷打「擦邊球」躲避審查。
於是自由撰稿人並不存在，你要自由，就不得不放棄以寫作事業。
2009年時，許知遠與哈拉茲蒂見面。哈拉茲蒂當面詢問許知遠到底是「一種寫作」的作家，還是「兩種寫作」的作家。書寫作為反抗的有力處，就是當你閱讀到描述真相的文字，你再難以視而不見。其後，許知遠寫了四篇關於《天鵝絨監獄》的文章，間接推動了此書在2015年被翻譯成中文。然而，在此書的後記裏，許知遠的名字，卻被刪為「知遠」方能出版，因為該刻的許知遠，在出版界已成為了敏感人士。
「沒有人能確認，那所謂的黑名單是否真的存在，就算存在過，那又是否繼續存在。」許知遠說。
訪問抗爭者的人
那時許知遠剛出版了《抗爭者》。這本走訪兩岸三地反抗者的訪問結集，受訪者有陳雲、李柱銘等人，而當中最特別的篇章，是劉曉波的一章。許知遠沒有訪問過劉曉波，因為當時劉曉波已經鎯鐺入獄。許知遠寫的，反而是藉劉曉波側寫自己的處境。他曾因為害怕與劉曉波扯上關係，而無視劉曉波主動示好的電郵。自覺可以揣摩到言論限制的界限，但知識份子推廣進步思想這行為，在中國那類似「天鵝絨監獄」的處境下，除非你能自我欺騙，否則本身就是一步步將自己推向危險的邊緣。
「我不是想當一個抗爭者，甚至對抗爭的結果沒有太大興趣，我只是想寫下那些抗爭者面對巨大困境時的狀態。」許知遠說。《抗爭者》在2013年末出版，而自2012年北京權力交接後，掣肘愈來愈大，直到2014年11月，正好是香港雨傘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許知遠終於被放進了「黑名單」內，「也沒有人正式來告訴我這件事。」他說，但事情就是發生了。同時，許知遠在這個野蠻式發展的社會內，有着寫作以外的其他機會，他有自己的書店，他也與拍檔創立了社交媒體公司，他不像許多作家，孑然一身，只需要為自己負責。
「這麼美麗的海港，為什麼要填滿它呢？」許知遠在金紫荊廣場旁的海邊這樣說。他有游泳的習慣，無論是體力還是智能上，他仍在一個知識分子的高峰期，而這刻的他，選擇了暫時不再寫太多的政情、抗爭，他正埋首史料中，準備撰寫幾本關於滿州國歷史的著作。「我覺得，中國近代的發展之所以會如此發展，其實可以回溯到滿州國時代的歷史。」
於是，許知遠決定將自己切割開來。寫作的自己，從事其他工作的自己。那國家體制的無形壓力，仍壓在他頭上，但他逃到歷史的書寫裏，尋求些許的空間。「寫歷史應該還可以出版的……我想。那是忠於歷史的，我的切入點則是用故事的方式，呈現歷史不同的面向。」他這樣說。「我想，這是屬於『一種寫作』吧。」
許知遠，1976年生，北京大學微電子專業，曾任《生活》雜誌出版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有作品《偽裝的盛世》、《極權的誘惑》、《抗爭者》等，被傳在2014年開始，不能在中國出版作品。現在正籌劃關於滿州國歷史的寫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