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通讀金庸小說三遍，一遍在中三上學期，一遍中四暑假，一遍大學時期，自此之後，我只有偶而拾起一本半部來讀，沒有再通讀一遍的慾望了。年少時常急於要在金庸小說中找一部最貼心的，作為在朋友間宣示個人品味的牌匾，《射鵰》療癒，《神鵰》情濃，常是中學時代的選擇；到成熟一點，便懂得選《天龍八部》，貪圖架構宏大，或選《笑傲江湖》，是看中其政治諷㖮。到了大學，我作了最後一次這種選書動作，於是便選了《鹿鼎記》，因為它反武俠，也為向別人顯示我懂得金庸的後期轉向。
自此我再沒有以「金庸迷」自居了，偶然拾讀，一為懷舊，二為溫故知新。近日金庸大去，網際金庸迷紛紛出櫃，出櫃宣言中多也帶着一兩本最愛之作。我也不免俗地按那十四字對聯逐字檢索，居然停留在一個「白」字之上。《白馬嘯西風》，一部不顯眼的中篇，收到《雪山飛孤》書後，跟《鴛鴦刀》雙雙落單於此。記得初讀促傖，沒讀出它的好處，只覺相比金庸其他部部宏大的巨著，百來頁的篇幅未免太過單薄，我所讀過的一眾金庸評者也鮮有提及，自然淹沒在記憶裏。但原來喜歡就是這樣一回事，不用刻骨銘心，只需念念不忘，時機一到，它自會在潛意識中向你偷襲，叫你猝不及防。
當然「好」跟「喜歡」是不一樣的，這是文學常識，犯不着小題大做。《白馬嘯西風》絕非上乘之作，尤其在「金庸武俠小說」這蓋世範式下，它還是不入流。金庸之絕妙，早是老生常談，人物刻劃細膩，情節高低跌宕，思哲通透練達，而我猜其中最引人入勝，也最讓金庸迷沉溺其中而不願改看別的武俠作者的，是金庸筆下的江湖世界觀。金庸寫江湖，不只有高手有門派，更是一面現實之鏡，足以反映社會。小子通過習武和奇遇可以晉身大俠之列，正派邪魔可以瞬間逆轉，不是一句「行俠仗義」可以了得。雖則說，如梁羽生和古龍等勤耕擅寫之輩，也有自成體系的江湖格局，但金庸還有最後一道殺着：民族主義的壯美感。君不見陳家洛和袁承志功敗垂成的悲嘆，郭靖苦守城池的波瀾，還有喬峰「國」「我」不相容的悲壯，即使是韋小寶以雜種之身游刃於國家政治之間，也是氣魄澎湃，物無羈我。以國家民族層面彰示俠之大者，是金庸小說的大手段。
以此看，《白馬嘯西風》就顯得小家子氣了。小說裏既沒江湖，國家色澤隱退，只有一場在大漠邊上的小仇殺，完全發揮不了金庸的國家江湖觀。是故在以「金庸長篇小說」為標準武俠範式的金庸迷習見下，便有了「長篇比短篇好」的定見，《白馬嘯西風》亦遭忽略。但我念念不忘《白馬嘯西風》的「好」，偏偏就是它太少「金庸味」。諸如《俠客行》、《連城訣》等次選之作，少了國族之壯美，而江湖仍在，可其對江湖的刻劃又不及更長篇的《笑傲江湖》那般延綿闊麗，讀來終覺非驢非馬，兩頭不到岸，反不及《白馬嘯西風》的小清新。
短篇有短篇的骨格，雖然按字數說，近七萬字的《白馬嘯西風》可當長篇，但金庸還是用他的法度，寫成一部合度的短篇。故事以成長小說的格局鋪陳，就如「射鵰三部曲」的郭楊張一樣，小說就是他們的前半生。唯一不同的，是主角李文秀是一名女性，一個父母雙亡、蠻有奇遇、卻愛而不可得的特立女子。金庸小說中的女主角常為男主角的愛侶和陪託，即使各有風姿，絕不免落入「誰是最理想的情人或妻子」的父權視點上。但李文秀卻絕不會入選，因為她是少見第一也是唯一的主角，金庸幾乎沒空形容她的女兒態，我多年後重讀，也無法確實想像到她的容貌──這大抵跟小說幾乎未被改編過成電視劇有關吧。
故事屬舊派武俠套路，沙漠尋寶，有仇殺，有授業，有報恩，有情傷。李文秀的雙親因與仇家爭奪高昌迷宮的藏寶地圖而所殺，孤苦的小李文秀被寄居哈薩克部落的漢人老爹計老人所收養。李文秀一路成長，一忽兒愛上哈薩克青年蘇普，但蘇普卻早已心有所屬；一忽兒她又遇上神秘高手華輝，華輝傳她高手武藝，着她最後可以手刃仇人。怎料最後高潮逆轉，在高昌迷宮裏，李文秀發現原來華輝跟計老人既是師徒也是仇家，計老人也不老，而是壯年男子馬家駿，兩人雙雙惡鬥而死。李文秀傷心欲絕，只好獨騎父母遺下的白馬，自大漠返回中原。
但小說用情之深，絕不輸於其他金庸大部頭。小說以一句倔強話作結：「那都是很好很好，可是我偏不喜歡。」李文秀自小孤苦，但秉性是典型金庸式善心，少刁鑽，也沒致命美貌，卻見一副強壯的柔性心靈。那些年我一直不知怎樣安置李文秀在我的善惡榜上位置，一度便略過了她，而今方知少不更事，被金庸的愛情迷湯迷倒多年，誤將女主角們都當成可供挑選的愛情對象，直如讀者版的韋小寶。李文秀至情至性，意態心神俱主動，難以讓男性讀者收編。許多年後，我竟為她而想起了宮崎駿筆下的好些女主角，強悍偏執，單純得如潔白的救贖者，不當無用男角的附庸，例如娜烏西卡、幽靈公主、或者荻野千尋。
悼金者眾，真正說到其文學價值的卻不多。金庸迷善點好惡，說到哪本作品貼心，哪個角色窩心，琅琅上口，金庸既被褒為「武俠泰斗」，這些悼詞算是降格了──把金庸武俠從文學經典的神壇上，拉回流行文學的俗流裏，以寄託集體的濕潤荳芽夢。所以說，金庸都是很好很好，可是我還是可以不喜歡。時有毒舌論者趁着悼念期挖掘金庸的大中華情結，並為此討厭起他的民族主義來；而我有時也為他含蓄的男性沙豬而抓狂，怎地九成討人喜歡的金庸女主角都是愛上男主角呢？從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跟陳家洛的二女一男局開始，此例便一發不可收拾，《鹿鼎記》不過寫得沒那麼含蓄罷。
由是，《白馬嘯西風》就成了一道幽雅的清泉了，全書只是有李文秀輕身獨行，男角彷彿是都為烘托李文秀而寫的，像是在金庸武俠江湖的龐大架構裏岔開小小一筆。
「網絡金學」大盛，信不信由你，有人居然「考證」到李文秀是清末人，時序上屬金庸江湖的末梢，時空上卻是武俠世界的黃昏。金庸武俠小說上承民初武俠小說而繼發大彩，但他的江湖卻說不到民國。近年我更愛讀一些仿老派的武俠小說，徐晧峰的武俠短篇，張北海的力作《俠隱》，都不約而同道出一個關於武俠的弔詭命題：武俠小說初興於民國，民國卻偏是武俠息微的時代，任你武藝再高，終不敵現代槍炮和現代制度。當下早已無俠，金庸的大格局，即便是最最現代的文學筆法，仍沒偏離對永逝俠情的浪漫化。我在齡近中年之際重新喜歡上《白馬嘯西風》，算是對這位武俠小說大者，以及一般為文學圭臬的金庸武俠小說範式，奉上輕弱的悼念之情。
《鹿鼎記》的男性至上意識，其實自《書劍恩仇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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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健，香港文化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