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從藝術教育這角度去看回歸二十年，香港的代表人物會是誰？循這個思路，陳育強教授是不可無視的人選之一。在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超過二十年，他經歷了好幾代香港藝術家的養成，也正好趕上藝術開始回應政治的時代。「也許是學校風格的問題？」他說，「就算在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時，在學校內，有直接反應的作品也不多，這點我是很驚訝的。明明大家還在校園，應該是在最理想主義的時期啊！」
不，陳育強不是覺得，藝術一定要談到政治。作為老師，他反而一直很有意識地避免過於直接的引導。「我希望學生們會自己思考，他們想要通過作品表達什麼。」即使在某些特別時刻，例如是雨傘運動時，他也曾將課室搬到佔領現場，「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政治取態，不過我不能將這取態直接貫輸到學生身上。我的學生有來自不同背景的。當然有黃絲，但也有人是全家也做紀律部隊的，很明顯他們的想法會有不同。」
陳育強不是不理解同學可以有不同立場，作為一個專業的教育者，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他不理解的是，如果同學們有自己的立場，為什麼他們鮮少交出有政治意含的作品？
「但你在七一遊行等政治場合，你又會見到許多同學的。」他說，「也許，我們沒有這種政治藝術創作的傳統。」
從89開始
陳育強於1989年開始於中大任教。那年春夏發生的事，讓香港人對「回歸」中國抱有極大的疑問，當年也是香港藝術家首次嘗試用藝術回應政治。「不過直到了今日，有誰的作品會經常回應政治？數來數去也只是那幾個而已。這些年來都是如此。」
這可能就是教育者的矛盾，尤其對藝術教育者而言，「我有這個敏感度，就是我應否直接影響學生呢？」一方面，你會有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你又不能直接將想法放諸學生身上，而老師可以做的，只是教授思考的方法。
「這也是藝術教育的主要功能。」陳育強認為，這也是藝術可以教育到大眾，而不只是藝術家的方法。「近年的藝術創作，多了在藝術的內圍，用概念去推動的作品。」對於陳育強來說，這種作品，其實應該更貼近社會的。他提出了現成物的概念，即一些大眾日常生活會常會見到的物件，「現成物會提供形體的安全感，觀眾應該會感覺接近一點。不過，觀眾對藝術仍有許多成見，藝術家的創作與觀眾的接收程度，仍有一定距離。」
打破藝術距離
這種距離可以如何打破呢？陳育強教授的其中一科是公共藝術，「而我告訴學生，所謂公共藝術，首先你就要關心其他人。」這令學生不能只關心自己，嘗試與其他人建立聯繫。「藝術家其實都是公民，藝術家不應把自己放得太高，這樣才會減少作品與大眾之間的距離。」
這必然是歷史的過程。藝術在這角度上，會慢慢與大眾建立關係，而從另一角度，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為藝術家，藝術教育也可以讓受教育者掌握另一套思考方法。
「過去香港的藝術教育，往往比較重視訓練媒介運用的能力，這其實是比較功利性的。但現在的藝術教育，就集中在思維方式上的訓練。如果配合了工藝，就可以創作出藝術作品。但就算沒有工藝，這套思維方式也可以進入社會日常，讓你可以用更玩味的、創新的方式去理解事物。」
廿多年的教學生涯過去了，陳育強認為，教師不應該對學生的作品太早下判斷。「到了社會你就會知道，這世界是否需要這些作品。現在藝術教育的一大問題，是考試局代表了社會去判斷什麼作品是必要的。」近年開始關注DSE的視藝課程，陳育強就認為，考試制度需要學生投放太多時間，而這學科似乎對升學又沒有太大幫助，於是學校就不鼓勵學生修讀。長遠來說，這是香港藝術教育面對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