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性的瞬間　在六四現場的新聞攝影師黃勤帶

攝影有一種概念，稱作「決定性的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攝影師在萬物的移動間，按下快門，凝住電光火石的一瞬。歷史也有不少「決定性的瞬間」，攝影師最怕的，大概是錯失時機。攝影師黃勤帶總碰上重要的歷史時刻，「其實更重要的，是攝影師是否身處歷史現場。」是幸運還是宿命，這位從事前線新聞工作多年的攝影師，長久以冷冽的黑白照，見證急掠的時代暗影。

七十年代 記者入行

下午3時的灣仔人來人往，黃勤帶攜着裝滿攝影集的銀色行李箱，不徐不疾地趨至。「碰巧到記協（香港記者協會）周年晚會賣書，才穿得比較端正。」他指着身上的恤衫，笑笑說。不久，朋友載來幾箱攝影集，他逐一搬進場地，打點一切。事事親力親為，大抵是從記者的訓練而起。「以前當記者，除了少數的英文報紙外，大部分都要兼任攝影師。」1977年，黃勤帶二十歲，自小唸左派學校，順理成章進了《文匯報》擔任記者。「我首先是加入突發新聞組。那時的採訪傾向『本土化』，重視社會時聞，突發新聞每每成為報紙頭條。而且，突發新聞上皆會深入查訪。例如一樁自殺，突發組記者會追蹤數天，調查原因。」他憶述，某些突發組記者的外號被喚作「探長」，可想其抽絲剝繭的程度。「那是很好的訓練，能了解社會的不同階層，也對社會認識更深。」

記者銳利的眼睛，漸成攝影眼的雛形。黃勤帶拍攝不少日常場景，沉鬱暗啞，相機如鋒利小刀割開社會表層，滲出冷意。學生的背影；擠滿住客的籠屋；無人的小巷。攝影師闖入生活無數的尋常片刻，四十年過去，多少被凝結留下？

他不能忘記其中一個瞬間。具體日期早已遺忘，他只道是清晨，「大概是1978年底，那時候每天也有越南難民的船來港，被安置到青洲羈押中心。新聞處安排我們從遠處拍攝。那天是清晨約7時，剛好有一架船抵港，在海上移動時，我便在遠方拍攝了。」照片裏船與難民黑壓壓一團，在大海裏載浮載沉。「這張照片當時獲得了新聞公會的獎項，我便自覺，是否能嘗試專職攝影，碰巧《文匯報》也需要攝影師做一些圖片故事，於是我向上司提出。」自此，他踏上了新聞攝影，沒有回頭。

殖民時光　港督身影

他曾於七十年代偶遇麥理浩，拍下其全身照，將歷史人物還原至日常。

1986年，港督尤德在北京去世，他攝下在港出殯的場景。

後來我們再次在中環碰面，從舊立法會步往政府山，換上一身輕便裝束的黃勤帶，述說着過去殖民時代的攝影軼事。政府山早已物事人非，只餘下部分殖民建築，折射過去的輪廓。走到下亞厘畢道一面古牆前，他說，曾經在這兒巧遇港督麥理浩，更模仿其時的情境。「當時他身旁沒有任何保鏢，獨自一人走過。於是我很巧合地拍下了他的正面。」

「我似乎跟港督有緣。」他笑言，例如在鏡頭下的尤德，「尤德是很特別的殖民官。我們一班攝影記者曾隨他到北京開會。他有一個心願，希望前往北京的常德避暑山莊。當時不是很多攝記跟他去，但我感興趣，也去了。後來他在北京過身，出殯時我亦有拍攝。」因此他捕捉了一位平常的尤德──在傳統庭院的外牆下低頭沉思，棲身在殖民末的陰霾裏；也捕捉了尤德出殯時的盛大、莊嚴。「不論是高層與平民，在殖民歷史裏也命運相同，最終也是路人甲乙丙，殊途同歸。」

黃勤帶身形纖瘦、高挑，在新聞攝影中佔盡優勢。但在社會事件的衝鋒陷陣以外，他更常與幽微的歷史時刻，碰個正着。《皇后旅館》裏記載了1977至1997年的香港，各種吉光片羽，都在沖曬照片的黑房裏，揚起記憶的微塵。殖民地的最後時光，彷彿就此靜止封塵。「《皇后旅館》不是一本歷史紀錄，更多是想像與記憶。這個名字，正是指出九七前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本質──長久以來也是政治避難之地，只求安定與休養生息。就好像一間旅館，被旅人用作休息數天之處，然後離去。」

六四現場　歷史瞬間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前，他請假到北京拍攝，後把照片輯錄成攝影集《89’廣場的日子》。

黃勤帶屬於寡言的攝影師。他不喜歡多說作品的風格構成，神情篤定，眼鏡後透亮出一雙銳目。問他何以長年皆用黑白攝影，除了捕捉氣氛，在影像的再現裏製造氛圍與定調外，他答道：「彩色需要許多事情配合，黑白攝影更能自行操作。這是個性的選擇，而非由品味決定。我喜歡獨自一人由頭至尾操作。」早年未曾接受正規的攝影訓練，他說，只能憑前輩的口耳相傳來學習攝影，甚至在黑房如何沖曬照片。專職攝影一年半後，他前往日本深造攝影。

不難發現，黃勤帶的黑白粗微粒與高反差風格，讓人聯想到日本攝影的”Provoke”流派，在城市間浮動。他坦言喜歡中平卓馬與森山大道的作品，卻認為與日本攝影有着本質上的差異：「風格只是外表，我是願意妥協的，在歷史上執着，對現世上的事物加以整理。日本攝影不會處理這些事情，而是重視個人視覺，較少拍攝政治事件。」一般而言，他認為攝影隨意一些便好。但性格決定作品，每次舉起攝影機，他更趨向嚴謹、慎微。

攝影是時間的紀錄與延展，風格有時在陰差陽錯裏構成。不像其他藝術媒介，錯過了便無法復返。這也是攝影與歷史的緊扣之處。「就像六四，回想起來，身在現場實在是巧合，我其實不一定在現場。」1989年的4月，黃勤帶到北京採訪台灣體操選手，「當時胡耀邦剛剛過身，廣場開始聚集學生，我自然也到那兒看看，由那刻開始拍攝。事情繼續發酵，我回港後便請假到北京繼續拍攝。」他回憶，最後數天事態發展急轉，其時工作的《文匯報》請他幫忙拍照。「因此軍隊進廣場時，我是在北京飯店傳真回港。若不是如此，我當時應該是身在廣場的。」說來淡然，幸或不幸，他與現場最近的一刻，擦身而過。「新聞攝影，最重要的是身在現場，有時候是非關技巧。」他笑說。他的攝影紀錄在六四翌年輯成《89’廣場的日子》，其後多次再版，刷新漸漸磨滅的記憶。

攝影與人生

九七後與太太到過不同地方生活，曾旅居英國、日本與澳門。雨傘運動發生時他從日本趕回來見證，「他是攝影師，所以說一定要回來。他也吃了『胡椒』！」太太這樣笑着形容。夫婦二人去年回港，黃勤帶亦着手籌備不同計劃。例如最近在一羣年輕新聞攝影師創辦的空間”Atum Space”展出前三本攝影集的原照，舉辦舊作全展，「可能他們敬老吧，」他笑着說。

年輕攝影師嘗試繼承新聞攝影的脈絡，黃勤帶亦直言，近年新聞攝影早已起了巨大變革：「過去新聞攝影視作禁忌的操作，例如造型、擺拍等，已漸成時代發展。連荷蘭最著名的新聞攝影比賽也修例來回應時代之變。以前MoMA的館長曾形容，攝影分為『窗派』與『鏡派』，前者是通過攝影來看世界；後者是個人的折射。發展至今，新聞攝影也不單是『窗派』，也涉及許多個人內心折射。」那他屬於「窗派」還是「鏡派」？「大概是混和吧。理論上是隨意性高，但實際上仍是目的性很強。」

深明如此，縱使多年來拍攝的是紀實新聞攝影，他仍多番強調：「攝影並非真實。」或者，攝影只是瞬間的偶發構成，攝影師舉起相機，如作家舉筆，同樣自然而然的選擇。「攝影最終是否真實反映人生的處境，視乎個人的看法。藝術終究視乎你如何看待人生。以前在日本讀攝影，很多內容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老師所說的我沒有忘掉：攝影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生活的其中一部分。若將攝影視為人生的全部，那是很危險的。」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