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牢獄絕不苦悶，因為政權可以囚禁我們的肉身，卻無法囚禁我們的靈魂。」因重奪公民廣場入獄的周永康在獄中如是寫道。古今中外的不少巨著，也是在監獄中寫成的。獄中書寫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類，傳遞一種無法比擬的經驗，也衍生豐厚的思想養分。不同世代的學者馬國明與李薇婷，亦從不同角度分析獄中書寫的歷史與文學位置。
如程翔所言，知識分子因良知因責任注定走進牢獄。獄中書寫，因而負載了沉重的生命代價，也淬鍊成每一代文化最可貴之處。馬國明討論西方經典的獄中文學，如何造就思潮的轉向。李薇婷討論華文文學中的獄中書寫，回應我們熟悉的語境。
監獄是文明之源
曾開辦曙光書店的馬國明，早年曾引進一些獄中書寫的作品。好像重要的意大利理論家Gramsci，奠定其重要思想的著作《Prison Notebooks》便是在牢獄裏完成。「若談獄中書寫，有三位主要的人物。第一位便是他。」馬國明說，Gramsci在法西斯政權下坐了十一年的牢獄，百病纏身，但更激發其意志，鬥志更趨旺盛。「為了避開審查，他寫的主要是意大利歷史，他亦有辦法將文章送出獄外。」獄中書寫其中很重要的，是如何讓它保留到獄外。馬國明舉例說，中國監獄密不透風。像劉曉波監禁多年，也沒有文章或信息流通，可見文人被禁鎖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馬國明提到的第二位獄中書寫主要人物是奧簡拿（Abdullah Öcalan）──土耳其前領導人及庫爾德族的重要領袖。他在1999年被捕，險被判死刑。後來在牢獄中閱讀改變了他，也書寫了不少作品。馬國明提到他一本重要作品──《Prison Writings: The Roots of Civilisation》，牢獄為何成為人類文明的基礎與根源？當我們翻開許多重要的思潮理論，也不難發現是寫於獄中。
這亦能引伸向第三位獄中書寫的主要人物──薩德侯爵。他曾坐牢三十年，從變態色情成為經典文學作品之一。馬國明形容，「他的作品超越人類道德底線，或可以說是因為他的著作而放寬底線。」為何在牢獄裏方能完成作品？
極端的處境
這關乎獄中書寫其中一個不能繞過的因素──獄中本身的極端環境。它塑造了另一重的生活秩序與時間，扭轉我們的感知，從而寫成不同的著作。以薩德侯爵的例子，馬國明說，他在法國大革命前後坐牢，面對隨時被送上斷頭台的處境。「當面對這樣極端的處境，思想便更加鑽牛角尖。所謂”highten their senses”，觸覺更加敏銳。在危急關頭才能發揮潛能。亦有不少例子是因政治原因所產生的冤獄，更激發他們將理念寫下。」因此，眾多重要作品才能在牢獄這樣的極端環境裏寫成。
香港文學研究者李薇婷主要研究香港文學，她亦發現不少作品因獄中環境而成。「監獄的條件除了是空間的外在局限，更是精神上的折磨。但在這樣的環境裏留下最後的片言隻語，同時發展另一思路，作出疏理。」除了極端的狀態，她亦提出「監獄日常」，「獄中有沒有最面目模糊，最平淡的書寫狀態？」
她以《赤柱日治拘留營──鐵絲網內的三年零八個月（1942-1945）》一書舉例，當中書寫的是居於香港的外語人士，他們書寫的形態豐富，好像以監獄食譜入詩，亦有《Farewell to Stanley》等與香港有緊密關聯的作品，可見獄中書寫同時有着極端與日常兩個面向。
何謂獄中文學？
李薇婷同時提出另一重要概念，怎樣才是獄中文學？是在獄中書寫？作者必然是坐牢的人？她舉出了多種獄中書寫的形態。好像有些是倖存者的回憶或日記，如葉靈鳳在殖民時代的獄中日記，又如戴望舒所寫的激昂呼喚。另一例子是黃碧雲的《烈佬傳》，書中虛實難辨討論監犯阿難，黃碧雲未曾坐牢，阿難也可能是很多監犯匯聚成一，亦可能摻雜虛構成分。「有些人沒有書寫能力，需倚靠他人」，因而，我們辨別獄中文學也可更為開闊。
台灣有更多關於獄中書寫的例子，如兩年前出版的《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亦是來自白色恐怖時政治犯的家書。文學與政治扭纏難分，獄中書寫更可見一斑。李薇婷亦說到，這當中同樣涉及地緣的意識形態。好像有關六四牢獄者的著作只能在香港出版；戴望舒作為南來文人，在獄中也是「懷中國、悲香港」。
兩位學者共挑選了九本經典獄中書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