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作為記者，牢獄的經驗讓他回首一生，也思考中國的政治體制，出獄後寫成《千日無悔》。王丹素來是文人，六四讓他成為階下囚，卻也在限制中理解自由。
王丹成為一名政治犯前，他是一位學生，也是一位文人，在歷史悠久的北京大學編文學雜誌。從上世紀的波起雲湧，到改革開放後的躁動，北京大學一直是文人參與政治的風眼。王丹身處如此學府，承襲文人風骨，立於社會前端，最終也換來牢獄之苦。
文學的表達
1989年，青年懷着滿腔的理想主義，走上廣場。6月4日後，一切改變了。王丹亦從運動的領袖之一成了階下囚。在監獄的日子，筆桿成了他重要之伴，往後出版多本著作。除了著有《獄中回憶錄》，他在獄中創作許多文學作品，迂迴表露心志，更輯錄成《我在寒冷中獨行：王丹獄中詩》一書。問他在獄中書寫，曲筆與直筆之別？他坦言：「每個人的獄中書寫的重心都不一樣，我的重心在於文學寫作。它對我來說的意義在於，通過想自己內心身處的套索和對某種環境的虛構，建立起一個專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是自由的。」
對比在外面世界能肆意馳騁想像，在獄中始終會因肉身的限制而影響創作。但對王丹來說，牢獄是上佳的寫作場域。「在獄中，除了被迫參加的勞動等活動之外，有大量的時間可以用來閱讀和思考，可以更加從容地積累寫作的內容。這不像在獄外，有的時候寫作會有截稿的壓力，獄中沒有。沒有壓力的寫作，會產生更好的作品。」
獄中的「自由」
除了牢獄內無盡的時間，他跟程翔同樣，寫作能在處身的苦難中，劃開一片內在的境地，作自我對話、思考與追尋。「一個人的自由分為外在自由和內在自由兩個部分，當你的外在自由被剝奪殆盡的時候，個人對自由的熱情和渴望就會轉移到內在自由上，而內在自由的呈現狀態之一，就是寫作。可以說，寫作是對抗牢獄的苦難的藥方。」
讀王丹的獄中詩，在冷冽中嘗到自由。這「自由」根植在生關死劫裏，也折射一代知識分子在「自由」及牢獄之間的游移擺盪。「在皇權專制和現代威權統治的前提下，知識分子的入獄，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其根本的機制還是在於『自由』二字。知識分子不論是在閱讀、思考還是寫作和傳播上，都要以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為基礎；而專制政權要維護自己的統治，最大的敵人就是自由。」
他與程翔的想法一致，同樣認為知識分子注定走向牢獄。但這是認命嗎？站在最前的他，沒有放棄作為知識分子的立場與姿態，他仍然憤然直道：「作為自由的承載者的知識分子，天生就會與專制者成為敵人。這個不是傳統，是必然規律。知識分子要想改變走向監獄的命運，就要改變統治的機制。制度不改變，真正有骨氣的文人就沒有好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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